出过少女杂志
全部一人包办，结果一期便停刊
离开TVB之后，他已经不再去想当演员的事情了。“想自己当老板，想学有所用”，就办了这本只出了一期的少女时装杂志，40多页，叫《La Bouche》（法文，意为银唇），提到这个名字，他有点忍不住的兴奋，“法国名，很厉害的，浪漫主义”。因为是学平面设计出身，喜欢摆弄相机和暗房，整本杂志从采访、摄影、编辑、拉广告到督印，都由梁家辉一人包办，在香港话里这叫“一脚踢”，一半是彩印，成本减到最低，“把毕生的积蓄全投了进去”，可惜广告收益并不好，只找到封底一个皮草广告，因此成了绝本，“亏得很惨，找不到广告商，没办法再出下一期，光有内容没用”。
梁家辉回忆，那个时候香港刚开始在时尚方面有点进步，女孩子很流行看这类杂志，但很多资料都是从日本杂志翻译过来的，比如街拍、化妆、美甲，经常用明星或者是名媛做模特或封面。“我觉得找电视、电影明星来做要花钱，干脆我这个少女杂志就找一些有内容、有故事的女孩来做封面女郎”，也就是李翰祥的女儿李殿朗，正是因为这段交情，梁家辉被李翰祥赏识进入电影圈。
他是“老北京”
拍《垂帘听政》那一年 每天都去故宫打卡，那美！
1982年，梁家辉第一次来北京，跟着李翰祥导演在故宫拍《垂帘听政》。这部混杂着天分与幸运的大银幕处女作，让他收获了人生的第一尊金像奖影帝，他却谦逊地说，那时自己还不懂演戏。作为最早到内地拍戏的香港演员之一，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对这块土地有任何好奇，原来，此前他每月都会跟爸爸一起往返广州、香港，在内地物质还很匮乏的时代，带着衣服、油、肉、布等生活必需品，去探望当地的表亲，所以对内地的印象始终有广州在不断更新。但对于北京，这个从未踏足过的首都，他仍满是兴奋。
“一出机场，就觉得跟香港完全是两回事，尤其头一个礼拜，我觉得北京是没有人住的，因为路上根本没见到人。拍戏的时候，我们早上六点从住的国营宾馆出发，街上偶尔能看到几辆自行车，最多的是驴车，拉着大白菜进城。街道很宽，但就是没人。”回想起当初的北京，他用古朴来形容，“建筑物不是很高，长安街、火车站那边全是四合院和胡同。偶有一台汽车过去，也是那种老式红旗车。所以那个时候对北京的印象是安静，感觉这就是首都，怪不得路那么宽。”
《垂帘听政》一拍就是一年多，梁家辉就这么天天一大早去故宫打卡。在金水桥边看完升旗，从正门进去拍戏，“太阳刚升起来的故宫、夜晚的故宫，我全看遍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开放那些大戏台，没有游客，所以故宫的每一个角落我都走过。”被问及夜晚拍戏时，有没有遇到灵异事件，他嘻嘻一笑，满脸小傲娇，“怎么会？你知道故宫的夜景有多美吗？你知道故宫没人时，那种气派磅礴的感觉吗？”
那台湾的故宫呢？“北京故宫是从明代留下来的一直到清末，没有改变过它任何的建筑格局。只是不同的宫殿，在不同的朝代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已”，“梁老师”为我们悉心科普，“台北故宫完全就是为了存放从这边故宫带过去的文物，所以格局比较小，是浓缩版，跟北京故宫根本没法比。”
回想他最后一次来北京故宫的经历，定格在1985年李翰祥执导的《火龙》。谈及后来之所以没有再来的原因，他笑着说，“因为现在人越来越多，如果我跑故宫被认出来的话，那我就变成故宫的一景了，也成了一个展品。人家肯定是拍我，不拍文物，会抢故宫里文物的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