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早已入土为安的前苏联总工程师布里科夫或许未曾料到,选址勘察时被他鉴定为“东距丰满水电站仅二十公里,用电方便,最为理想”的吉林铁合金厂会在多年后因为电而陷入困境。如今,这家早在“一五”时期就被种下“苏联基因”的老牌国企正经历着新的阵痛。
吉林铁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吉铁”)位于吉林省吉林市哈达湾,其前身吉林铁合金厂始建于1953年,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也是我国铁合金工业的摇篮。2007年4月,中钢集团重组吉铁,吉铁由省属国企摇身一变为央企子公司。
这家老国企的命运堪称颠沛。7年之后,辽宁民企中泽集团收购吉铁73.326%股权,“改嫁”后的吉铁由此告别了国有体制。
近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全国工商联、国开行联合出台《关于推进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历经前苏联援建、大跃进、改革开放、振兴东北等数轮浮沉后,这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企业,又一次面临抉择。
初嫁
2014年,与中钢正值“七年之痒”的吉铁处境惨淡。相比7年前产能65万吨、进出口贸易总额3.9亿美元、实现利税3.9亿元时的炙手可热,此时其负债率已超100%,员工4500余人需要安置。这家老工厂的命运再一次充满变数。
时间倒退至9年前,吉铁与中钢结缘,源于2005年吉林省响应国家振兴东北战略而开启的国企改革攻坚战。
现在唯一还在生产的一分厂,始建于“一五”时期,由苏联援建,收购一年后仍标有“中钢吉铁一分厂”字样
彼时,吉林省委机关报《吉林日报》曾发文称:“一方面,我们分享着主要是来自广大国有企业的财政和税收;另一方面,我们又拿出极大的精力和财力,来维持相当数量萎缩不振的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达地区比,我们‘国字号’比重过大、活力普遍不足,已成为我省加快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基于此,吉林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决定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通过产权出售、招商重组、引资改造、同业整合、管理层收购、债券转股、辅业改制、分立改制、兼并、破产等10种方式,基本完成全省816户国有工业企业的改制任务。
“就是这么一条,把我们推向了中钢。”吉铁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事实上,早在2005年11月,吉铁即与通钢、建龙签订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但就在准备办理营业执照的最后时刻,吉铁权衡利弊,决定“逃婚”。
此后,中钢主动抛出橄榄枝。但由于当时吉铁效益正好,吉林省犹豫再三。中钢似乎并不死心,并于2006年7月将与吉铁仅一墙之隔的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吉炭”)拿下。由于吉炭彼时经营状况乏善可陈,吉林省也爽快拍板。此后,中钢采取迂回战术,再度以此与吉林省和吉铁周旋。
2007年,吉林省国企改制最后期限将近,尚未找到合适“婆家”的吉铁,眼看中钢把吉炭招致麾下后有所改观,最后终于决定加入央企阵营,吉林省也就此放行。
当年4月29日,中钢总裁黄天文、吉林省国资委主任肖万民、吉铁董事长常镇有在长春南湖宾馆签署协议,中钢受让吉林省国资委持有的吉铁股权,同时二者分别向吉铁增资3亿元和1亿元。重组完成后,吉铁正式进入央企大家庭。
彼时的中钢正处在大举扩张的黄天文时代。2003年底黄天文出任中钢总裁时,中钢还是以铁矿石进出口、钢铁及相关设备贸易为主。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提出,央企要做大做强,要把160多家央企重组至80-100家,行业前三名以外的都有可能被重组。
于是,关于中钢将被五矿重组的传闻不绝于耳。在此背景下,从2005年开始,黄天文领导中钢完成了一系列并购重组,除吉铁和吉炭外,西安冶金、洛阳耐火、邢台轧辊、广西八一铁合金等也相继被纳入其资产版图,逐步构建起“矿业、炭素、耐火、铁合金、装备制造”五大产业运作格局,中钢销售收入也从2004年的201亿元增至2010年的1860亿元。“中钢模式”一度受到国资委认可。
然而,在激进扩张的过程中,风险控制不力、管理混乱等弊病逐渐曝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钢铁市场急速滑坡,使中钢陷入困局,中钢2010年财务报表亏损14.7亿元。一年后,黄天文被国资委免职。
但对于吉铁这家省属国有企业来说,被中钢收购后的数年时间无疑是把双刃剑。
吉铁综合协调部部长徐江在吉铁的中钢时代任职计划发展部部长,对口中钢是其当时的主要工作之一。
对于中钢时代,他评价,“所有一切的核心叫‘规避风险’,但这种对安全性的强调必须付出效率的代价。”而在硬币的另一面,那几年,吉铁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经营制度建设有了长远的发展,生产环节、销售渠道、采购渠道、财务管理、内部运营管理等都变得愈加规范。
吉铁管理层对这一时期的评价更偏负面。这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习惯了自己当家做主的省属国企,突然寄人篱下受人约束,体制机制的不适应很快也被激发出来。
“管得很厉害,最失败的叫做‘协同经营’。”一名吉铁负责人说。提起“搞贸易出身的中钢”,他至今依然难掩怒火:“要求我们进口原料和出口产品都需通过它的商贸平台。我就变成一个大生产车间,买的时候,质量、价格我管不了;卖的时候,数量、价格我也管不了,连卖给谁我都管不了,但是都算在我脑袋上。”
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在这买卖之间,需加付每吨5%的管理费,而冶金行业利润率也就3%左右;进口矿价,直接与厂家联系,比通过中钢可相差每吨6-10美金;销售产品,吉铁原来可享受免检,且价格利好,“后来这些待遇都没有了,港口方面,交关税期限由60天降至30天,价格也需上浮。”说到激动处,他把椅子往前挪了挪,继续挥舞着双臂滔滔不绝。
包袱加重,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对市场的冲击,2013年,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一份审计报告显示,中钢吉铁亏损4.98亿元。同年底,中钢吉铁资产总计虽在21.33亿元,但负债已高达26.87亿元。重组时提出的“预计到2010年,公司生产能力将达到100万吨以上,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0亿元”的愿景早已化为泡影。
黄天文被免职后,中钢4年两度换帅,“武钢系”的贾宝军和“五矿系”的徐思伟先后掌门。为扭转中钢不良业绩,两任掌门人均开启“瘦身行动”,通过出售资产,以换取资金输血。
“到2014年,吉铁的生产运营已经恶化到了极点,它也逐步由中钢的宠儿变成了中钢的包袱。中钢已不堪重负,就积极为吉铁寻找新的‘婆家’。”徐江说。
改嫁
2014年,深陷债务泥潭的中钢已经为吉铁寻觅了好几个“婆家”——五矿、鞍钢、新兴际华、复星、天津致远。
尽管前一年已亏损4.98亿元,负债高达26.87亿元,负债率超100%,吉铁依然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第一,企业经营主业不变;第二,职工现有利益不受损失。前来“相亲”的企业都坦言:“这事根本没法谈。”
改嫁前的吉铁大门
正当中钢和吉铁万分焦虑之时,当时的吉铁董事长刘维国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声称,自己是辽宁的民营企业中泽集团,从供应商那里听说吉铁出售的消息,“有点兴趣”。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周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刘维国前去赴约。没想到的是,对方欣然接受了吉铁的所有要求。此外,吉铁当时每月亏损现金流约2000万元,银行贷款已是不可能,只有靠小额贷款和高利贷维持度日,中钢自身难保,早已无法兑现每月补贴3000万元的承诺。让吉铁未曾料到的是,中泽集团在未正式与其“成为一家人”之前就总计为其输血3亿元。
改嫁后的吉铁大门
念及自身状况,面对中泽集团的慷慨,吉铁和中钢都没有理由拒绝。
2014年11月17日,中钢挂牌转让其持有的中钢吉铁股权。在挂牌信息中,中钢吉铁的资产总计25.78亿元,中钢直接或间接持有73.326%的股权,对应价值应为18.9亿元。与此对应的是,因中钢吉铁的负债达到27.68亿元,此次转让股权的对应评估值为-1.39亿元,而挂牌价格仅为800万元。12月16日,中钢与中泽在北京举行股权转让签字仪式,吉铁正式“改嫁”中泽。
对于这场看似“暴发户与没落贵族的联姻”,上述吉铁负责人和徐江的口径保持了一致:吉铁是中国铁合金行业的龙头老大,拥有国内铁合金行业目前唯一的国家级技术中心,几十年来其“哈达牌”铁合金产品在国内外形成了较高的品牌效应,有着民营企业所缺乏的历史底蕴。同时,管理团队和专业人员也是一笔无形资产。
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一语道破天机:早几年,吉铁即已被政府规划为搬迁区,中泽集团收购看中的其实是这块地皮。
2010年,吉林市启动哈达湾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工程,计划将哈达湾区域现有工业企业全部迁出,将腾空区域建设成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城区。2014年,哈达湾老工业区更是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全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地处哈达湾的吉铁,现有土地188万平方米,工业四类地转商业用地,其中利益,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营业务之一的中泽集团深谙其道。于是,中泽集团从中钢那里把隔壁的吉炭也一并收入囊中。
或许基于此,中泽集团似乎对名分问题毫不在意。
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是,收购完成一年多来,吉铁职工依然穿着“中钢吉铁”的工作服,而如今唯一还在生产的一分厂也赫然标着“中钢吉铁一分厂”。此外,中泽集团更是给予吉铁管理团队充分的自主权,几乎不干预公司经营事务。
重获自由的管理层忽然又有了用武之地,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另一个烂摊子。
首当其冲的是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虽然在法律层面,围绕吉铁数次重组的条款已经明确,但现实中其与职工、中钢、吉林省政府的庞杂关系仍尚需厘清。
其次是市场行情的持续低迷。徐江说:“从2009年开始,我们的产品从以前的一万一左右,跌到现在四五千块钱。”为减损,吉铁30台电炉目前只有1台在生产,2015年总产能已降至17万吨。记者在已经停产的三分厂看到仓库存着近百吨袋铬铁(约合100吨)。
除了盘根错节的股权变更关系后遗症,以及市场的冲击,居高不下的电价是目前悬在吉铁头顶的另一把利剑。
徐江说,电力成本占整个铁合金生产成本的30%-40%,所有电炉都运行时其每年的耗电量为18亿,而其平均用电成本为0.56元/kwh。吉铁目前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自青海、内蒙、山西等地,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他们的用电成本大概在0.20元/kwh左右。
此外,人才和技术的外流是制约吉铁持续发展的现实原因之一。徐江还曾辗转过人事岗位,他不无怀念地告诉记者,以前,吉铁都是从北京理工大学等全国重点院校的对口专业招聘本科以上的毕业生,吉铁有专门的国家级技术中心进行技术研发。但国企时期,技术人才与普通员工的待遇差别不能太大,此外,企业陷入困境时更无力支撑研发,人才带着技术,或投奔敌营,或自起炉灶。
上述负责人则认为,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使得吉铁未能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发明专利。
尽管问题重重,转制后的吉铁也渐渐显现出一些积极因素。
“作为个人,更喜欢国企那种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机制。但转制以后,职工的危机意识增强了,大伙儿工作要比以前用心,企业的运行效率也提高了。”徐江说。
来自吉铁的官方资料显示,去年一整年,通过降低人员和管理成本、减产、调整结构等方式,吉铁亏损额从此前的4.98亿减到约2亿元。
东北问题专家、辽宁社科院副院长梁启东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采访时称,靠地方国企、央企、外企、南方民资企业,都不能真正实现东北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民营经济才是东北振兴的主力军。
“央企与地方争利,博弈严重;与民争利,‘挤出效应’严重,导致东北民营企业发展滞后。央企投资,强化了东北的投资拉动结构,对地方经济而言,解决了GDP规模却无法同步拉动就业、消费等基本民生问题。央企投资,也固化了东北的重型产业结构,使之形成一种特殊的‘路径依赖’,央企一旦出现亏损,不仅拉动地方经济总量下滑,还少了一大块难以填补的税收窟窿,形成一个城市经济的‘塌陷’。本轮东北产能过剩,与前几年部分领域过度投资有直接关系,这其中很多‘功劳’是央企的。”梁启东说。
前路漫漫
等待采访的间隙,记者前往三个月前已经停产的吉铁三分厂。爬上摇晃的扶梯,便看见锈迹斑斑的电炉。即便是在这样宽敞的厂房里,11台这样的电炉一字排开也略显拥挤。工厂工人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其中一半早已废弃,满负荷生产时也只使用单号电炉。
已停产三个月的三分厂,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建成之初即为危房,后多次加固,使用至今
吉铁三分厂始建于大跃进时期。1958年,我国计划产钢1070万吨,而铁合金是炼钢必不可少的添加剂。在全国上下大炼钢铁的形势下,前苏联援建的一分厂和二分厂已无法满足需要,吉铁人匆匆忙忙建立起当时亚洲最大的铁合金生产车间——三分厂。如今,这个已经拥有58年历史的老厂房是吉铁生存处境的一个缩影。
在这家老工厂里,厂房和设备老化的问题已引起管理层乃至政府的重视,于是搬迁成为必然。
负责人告诉记者,吉铁即将搬迁至20公里外的金珠工业区,新厂区占地面积约170万平方米。搬迁是一个升级改造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老厂区工业布局不合理、产品结构布局不合理、厂房和设备老化等问题。此外,吉铁还在积极争取自备电厂的权利。
搬迁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近忧”,但迫于“远虑”,吉铁或许还需要更大的动作。
吉铁内部的一份厂志记载,1952年,以前苏联总工程师布里科夫为组长的铁合金厂专家设计组在选址勘察时,对吉林哈达湾的评估意见为:“位于哈达湾车站附近,铁路交通便利;东距丰满水电站仅二十公里,用电方便;北临松花江,供水、排水问题均易解决;东临电极厂,较为经济。缺点是原材料和产品必须长途运输。由于铁合金厂生产完全使用电炉,故用电量大,靠近水力发电站最为理想。”
时过境迁,对比当年前苏联专家的意见,现今的吉铁缺点依旧,但优势不再。徐江认为,吉铁未来要发展,建新厂时,选址需考虑港口和电价两大因素。
不同于建国初期的封闭和对内陆资源的依赖,自1988年获得国家正式批准的直接外贸权以来,吉铁的进口矿产已主要来自南非、澳大利亚、伊朗等国,通过海运从 大连港 、 天津港 、鲅鱼圈港等三大港口入境。
2007年,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振兴东北办联合发布《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提出要“逐步将钢铁工业发展重点由内陆向沿海转移”。在此背景下,吉铁也曾考虑去沿海发展。“但离港口近的地方,第一是电价都很高;第二是必须海水净化,用水成本非常高。”徐江说。
因缘巧合,同最初的建厂选址一样,吉铁又一次把着眼点放在了用电上。
就在记者采访当天,吉铁原环保部副部长俞小华办理完离职手续。下一站,他将去贵州兴义。对比新老东家,他感慨:“贵州政府胆子大,思路活,国有企业承包给民营团队经营。此外,他们用电也便宜。”
俞小华所说的贵州,已于2015年被国家发改委定为输配电价改革试点。
输配电价改革是电力价格改革的关键环节。自2015年1月1日深圳作为全国首个输配电价改革试点启动,去年一年,先后有贵州等6个省级电网加入试点。今年3月14日,国家发改委又将北京等12个省级电网列入名单。目前,加入输配电价改革的省级电网已达18个,涉及区域占到全国半壁江山。
“输配电价改革试点,东三省是最需要的,但东三省一个都没有。我觉得国家是欠考虑的。”吉铁一名高管说。
比起贵州的山高水长,更让吉铁觉得不平衡的是一山之隔的内蒙古。作为紧随深圳之后的第二个试点,内蒙古西部地区已率先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我们的用电成本五毛六,我们在内蒙的竞争对手大概只有两毛多钱。”徐江说。
然而,很快吉铁就转变了思路。“我们去内蒙考察,思路更清晰了。那边煤便宜,电便宜,人力成本也低,我们为什么不去那边建厂?现在是资金不行,如果资金允许,很快就去内蒙建了。”上述负责人称。
但对于仍深陷亏损泥潭,且发展后劲严重不足的吉铁来说,移师内蒙并非易事。
夕阳西下,俞小华最后一次作别这家工作了28年的公司。他的身后,是一个仍在等待中煎熬求生的东北老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