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被停办的大学

作者:佚名 来源:科技日报
2016-04-30 01:30:47

  ■桂下漫笔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诞生于西方的中世纪,对中国而言,是个舶来品。究竟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至今仍有争议。但对中国社会运转起到真正作用的大学,大约19世纪中叶前后才出现。

  这么看来,中国有大学的年头不算长,但停办的大学不少。比如,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变化而停办。还有一些应时而生的“革命大学”,在完成历史任务后光荣退隐。不过,这些大学虽然停办了,它们昔日的辉煌,无论是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留在革命功劳簿上的,依然镌刻在民族文明的纪念碑上。人们不会忘记,时局动荡、人心离散之际,陈序经执掌的岭南大学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由此延续了一段文脉,也使康乐园成为学人心中圣地。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年遍地开花的“革命大学”,固不合今日之高等教育成例,但锻造出的治国柱梁,影响却是那么深远。

  不过,有的大学因为个头小、专业少,消失之后受关注不多,似乎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了,却更值得人们深思。很多人知道,北京有个朝阳区,“朝阳群众”尤负盛名。但知道北京曾有一所“朝阳大学”的恐怕不多。“朝阳大学”这个名字,仿佛一个社区学院,听来多少有点Low。其实,此“朝阳”非彼“朝阳”。朝阳大学旧址在北京东城区海运仓,和“朝阳区”风牛马不及。大学之名“朝阳”,寓意旭日东升、向往光明,朝气蓬勃之精神呼之欲出。与“朝阳群众”以治安风化为己任仅有的类似之处,大概是朝阳大学是一所政法专业院校。

  朝阳大学的诞生与政治风气变化有密切关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民主法治之风大兴,法政人才培养一时成为急务,年底,朝阳大学应运而生,第一任校长汪友龄曾任司法部次长,朝大与政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称之为“政治学院”似也不为过。

  而且,和一般高校由教育部领导管理不同,朝阳大学与司法部关系很近。办实务者都知道,“婆婆”多了易掣肘,政出多头难办事,但朝阳大学的办学成果不但得到教育部肯定,而且受到司法部嘉奖。从1916有第一批毕业生算起,至1949年学校停办,三十多年时间里,朝阳大学培养的毕业生不过6000余人,平均一年不过二三百人。但学科特色鲜明,法科学生占七成,而且学生基础好,入学录取及平时的考试又很严格,毕业生以“不怕考”出名,尤擅应对各种文官考试、法官考试等,1936年《朝阳大学概览》中这样写道:“每值司法官或高等文官考试,本校学生均取录较多,屡列前茅”。第一届全国法官考试,朝大毕业生独占鳌头。可以说,朝阳大学客观上承担了司法部助手和后备军的职能。

  培养实务人才,确为朝阳大学特色所在,毕业生做公务员、法官者尤多。据1928年的一位毕业学生回忆,“毕业生中,学术高深、理论渊博的学者似乎很少,却产生了大批官吏、讼师和幕僚人材”,除了少数位高权重之外,大部分都在中下层机关谋生。又或许因为专业相近、业缘相联等原因,“朝阳同学在校时是一盘散沙,及至到了社会见着面,则是亲热异常”,甚至有“无朝不成院,无朝不开庭”的美谈。

  教书育人之外,朝阳大学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校刊《法律评论》是民国时期创刊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正规法律杂志。在朝阳大学任教的名教授很是不少。时人称誉的“中国四大法学家”中,朝大独占三席。李大钊、范文澜、翦伯赞等左翼学者被邀讲课。蒋介石的文胆之一陶希圣也曾任教朝大,且对学校给予极高评价:“中国法学和司法界,朝阳大学出身的人才是第一流,亦可以说是主流,法学教育史上,朝阳大学应居第一位。”1929年世界法海牙会议上,朝阳大学还获得“中国最优法校”的赞誉。

  和前文提到的几所大学一样,新中国成立前后,朝大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应该说,这和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以及法学的学科特性都有一定关系。1949年8月,朝阳大学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次月,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没过多久,又被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之中。

  对于包括朝阳大学在内的大学停办,史上支持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停办大学,不自今日始,也不会自今日终。每一所被停办的大学总有这样那样被停办的理由。昔日,“革命”二字为之背书,如今,“改革”有时被拿作幌子。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大学被停办后,成了一座不倒纪念碑,甚至具有了成仁圣徒的意义,而当年停办它们的“理由”却早已风逝。后人爬梳故纸堆,除了得些佐餐谈资,发点思古幽情之外,更重要的在这些纪念碑下,为今人处事寻一个立脚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学停办这件事上,比找一个“高大上”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认真考虑一下,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以及能站住多久。或者改一句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罢,莫非下令停办的时候,竟没有想到这些停办的理由终究是要倒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