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24日电 俄罗斯防辐射科学委员会成员瓦列里·斯捷潘年科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类似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悲剧25年后在日本重演，令人震惊。他认为，从信息披露到应对民众健康问题的态度等，日本政府的工作都不令人满意，其中的四点教训极为深刻。
东京检方2月29日以涉嫌过失致死伤罪，向东京地方法院强制起诉福岛核事故期间东京电力公司的3名高管，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强制起诉的3名东电前高管分别是：前会长胜俣恒久、负责东电核电业务的前副社长武藤荣、负责东电与政府联络的前副社长武黑一郎。新华社/美联
“首先，政府应迅速、全面地向公众报告事态进展。在这一点上，日本重蹈了苏联的覆辙。”斯捷潘年科说，在这两次灾难中，当局在初期都采取保密措施。由于信息的封锁和滞后，日本政府不能及时从高辐射污染的事故现场疏散人群。
并且，两场灾难中都存在信息公开不完整和前后矛盾的现象。例如，在福岛核事故后，检测服用放射性碘污染的水对孕妇和儿童的影响时，日本当局公布的信息可以说是乱成一片，日本妇产科协会和日本医学放射线协会公布的数据自相矛盾。
“其次，应及时测量辐射剂量，尤其是人们在饮用受辐射污染过的水以后，有必要检查放射性碘对甲状腺和其他器官的影响。”斯捷潘年科说，在事故早期，日本政府进行的相关健康检查十分有限。虽然随后日本对受核辐射影响的儿童和青少年展开了较为详尽的筛查，但仍没有确定体内放射性物质剂量。
曾担任日本广岛大学教授的斯捷潘年科说，他曾多次诘问日本同事，为何不做人口剂量回顾性分析，所有专家学者都选择沉默或语焉不详。直到现在，核事故区域儿童在那个时期服用的放射性剂量仍不得而知，而这对于后续治疗来说至关重要。
第三，核电站不应该建在地质活动高发的地区，在地震带建设的核电站应该关停。可是，日本一系列核电站都建在海岸沿线，这些地带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地震和海啸。
斯捷潘年科说：“确实，可以建一道墙来抵御海啸，福岛核电站当初也曾建了一座6米高的墙，但它最终被13米高的海浪突破。”
图为2015年3月7日拍摄的日本福岛县饭馆村拍摄的废弃的农田和房屋（新华社记者刘天摄）
他指出，虽然日本政府如今正在为恢复核电站工作而制定“后福岛”标准，但日本是地质活动高发区，可能根本就不适合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建设核电站。
第四点，虽然核电事故发生在一个国家，但受影响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发生事故的国家需要向国际社会及时公开信息。福岛核事故后，风把放射性物质吹向了太平洋，美国的太平洋沿岸检测到了辐射水平增高，而如果5年前的风是相反方向，则放射性污染可能会波及韩国、中国以及俄罗斯。
斯捷潘年科指出，目前尚没有发生核事故时信息披露的国际标准。虽然制定这种标准较为复杂，但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尊重，有必要研究和制定相关制度。（记者张继业，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