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科学家
“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面对强敌入侵，有识之士再次意识到“科学救国”的重要性。抗战期间，诸多科普刊物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科学家纷纷以笔为戈，为刊物撰稿，科普刊物传递国内外最新科技成就，并紧扣抗战，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爱国热情。
岁月流逝，那些抗战时期兴办的科普刊物早已纸页发黄，仅余少量存本。聊聊过去的它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纪念抗战，缅怀烽火岁月里，科学家们试图通过科普来支援抗战的炽热之心。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
1932年11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南京创办了《科学世界》，它以中小学师生为主要阅读对象，以通俗有趣为特点，发表通俗文章，并配合科学演讲和展览来普及科学知识，为适应抗战需要，抗战期间，着重介绍各种军事技术和防空、防毒、防疫、救护，刊载资源调查报告等。
中华自然科学社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由赵宗燠、李秀峰、苏吉呈、郑集四名中央大学川籍学生发起，1927年成立于南京，其初衷是促进祖国西部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受国难刺激，该社决心献身科学救国，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抗日救亡和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上来。
该社发起人之一郑集，是《科学世界》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他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归来，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研究室，并兼任中央大学教授，后因战事所迫随工作单位西迁。他一生主要从事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并做了不少科普工作。《科学世界》创刊后，郑集发表了诸多文章，诸如《战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到民间去》《食物与中毒(在广播电台演讲稿)》《近年来生理化学中几种最有趣味的进步》等，在普及生物化学知识的同时，他还强烈呼吁科学家承担起“科学救国”的责任，为抗战贡献己力，并以身作则，除写文章外，还常到广播电台进行演讲，传递科学知识，他是烽火年代里众多为抗战奋斗的科学家代表之一。
另外，在抗战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还进行了其他一些科普工作，如1942年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主要面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科技进展，1943年创办了英文刊物《科学文汇》，介绍国外科学进展，有意识地推动战时我国科技的国际交流。
科学化运动和《科学的中国》
半月刊通俗杂志《科学的中国》创刊于1933年，是20世纪30年代科学化运动的产物。“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普遍发出了科学救国的呼声。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1932年11月，一批科学家、教育家和部分政要、名流，组织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了科学化运动。由于战势需要，该协会将国防科普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如《科学的中国》第八期为“国防专号”。
《科学的中国》以张其昀为总编，戴安邦等人为编辑，并有许多科技界人士为该刊撰稿。总编张其昀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开山大师，作为主编，他曾在创刊号上撰写《“科学”与“科学化”》来阐述科学是什么及中国为何要科学化，在同期刊发的《也来“寒暄”几句》里，他以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地阐述为何温带地区要优于热带地区、自然带的垂直及水平分布，并从方位论上来探讨中国人为何被称为中国人。
科学化运动协会成员吴承洛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他出生于19世纪末，是著名的化学家和学会工作活动家。“九一八”事变后，尚在中央工业试验所任职的他与人合作对烟幕、毒气进行研究，并研制出防毒面具，为国防化学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他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组织重要工厂西迁，组织学术团体开展活动。在动荡不安的抗战岁月，他极力推动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曾创办多种科技刊物并担任主编，积极从事科普工作，试图以科学来支援抗战，在《科学的中国》上发表了诸如《国防事业科学化纲要之拟议》《中国科学化的先决问题》等文章。“嗜好只有工作，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服务科学技术，服务祖国”，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抗战期间，他尤为如此。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肆虐蔓延，《科学的中国》暂停刊行，直到1938年1月，在湖北汉口发行了《科学的中国——战时半月刊》，作为战时特刊，它共出9期，至1938年5月停刊，《科学的中国》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