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是最大的“软实力”

作者:晓岸 来源:中国网
2016-05-30 08:34:33

  日益崛起的中国正在构建自己的“软实力”。这项工程包括讲好中国故事、扩大国际话语权,更包括综合运用经济、文化等手段,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塑造和深化发展共赢的利益格局,把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软实力”是美国战略学家约瑟夫·奈首创的概念,指的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自己的目标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的能力,是构成国家实力的无形力量。中国接受了这一概念,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投入追求“软实力”,这是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的一大进步。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存在对“软实力”的认识误区,有一些狭隘、片面的理解。很多人以为让更多外国人说中国话,把中国文艺搬上欧美舞台,或者在海外办些中国文物展、电影节,就算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了。这些固然是提升“软实力”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从国家行为的角度看,更多是一种文化公关,算是比较初级的“软实力”外交。

  还有人把获取“软实力”的基本途径简单化地理解为“掌握国际话语权”,进而把“掌握国际话语权”简单化地理解为多发声、强发声。多发声当然是让别人听到你的必要手段,但让别人听到你并不等于可以号令别人信服你。比多发声更重要的,是发出的声音有着什么样的内容,是否讲事实、有道理,以及尊重传播规律、使用国际话语。KTV里的“麦霸”声音再大也从来不会受欢迎,搞集团作战、声嘶力竭、人身攻击式的大批判,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软实力”讲究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别的不说,最新的典型例子是2016年5月6日俄罗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叙利亚从“伊斯兰国”极端势力手中收复的巴尔米拉古城圆形剧场遗址上举行的露天音乐会。还有一个例子是2015年6月一支年轻的中国团队在阿富汗用全息光影技术现场复活了当年被塔利班极端分子炸毁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巴米扬大佛。

  这样的案例说明,使用最能打动人心的办法,突出全人类共通的价值理念,比成十上百份驳斥性的辩辞更能消减外界在国际热点和重大价值判断问题上对当事大国及其国民的成见和误解。

  也有人把“软实力”等同于一国的国际形象,这样的认知显得似是而非。国际形象只是“软实力”的一个要件,有时甚至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一个。单靠包装,是形不成“软实力”的。

  在相当程度上,“软实力”是一种战略吸引力和政策说服力,它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与该国是否强大有关。但强大并不必然拥有战略吸引力和政策说服力,历史上很多大国试图运用胁迫与威慑的办法影响别国的政策选择,最终走向失败。

  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能否拥有足够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少说也有这么几点:首先,它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方向是否与它需要吸引、说服的对象国家趋同,或至少不扭曲?其次,它是否能够在追寻自己安全和发展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与它需要吸引、说服的对象国共享安全与发展,实现“同舟共济”、“同舟共进”,而不是“同舟共挤”?第三,它是否有意愿、有能力、有品行通过协商、协调的办法与其它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和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判断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是否拥有足够吸引力和说服力,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参与、协调处理危及国际安全与全球发展的热点问题的诚意和能力,能否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多提供公共产品。

  在此方面,从斡旋朝核问题起步,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帮助非洲、拉美国家解决发展难题,中国主动进行了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有关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但也凸显出创意不足、可操作性不强、解释力孱弱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学者对“一带一路”作一窝蜂式的解读,将这一本属经济范畴、受市场规律所驱的规划,扩大解读为所谓“战略创举”,在国际上引起战略猜疑,其实是在帮倒忙。

  战略博弈能力的高低与一国“软实力”的多寡有着重要关联。善于进行战略博弈的大国,在战术层面能够赢得对手的尊敬,支撑其“软实力”所需的威信支柱不会脆弱到哪里去。

  不过要看到,“博弈”是两面的,一方面是维护自身核心、重大利益的意志和能力,另一方面是识大体、顾大局,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兼顾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积极、巧妙地进行对外沟通、谈判和妥协。以博弈守正义、护和平,是最高层级的博弈。一个只把示强、逞强当博弈,而一味拒绝妥协也不知道该如何妥协的国家,倾向上是危险的,效果上是脆弱的。

  一个大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能否拥有足够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也受到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要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改革和包容精神,不断推进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且善待它的国民,确保本国人民有足够获得感,使自身的价值体系与全世界最广泛人口尊重、遵从的基本价值相贯通。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天然的“软实力”禀赋,那就是她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传统,绵长而丰硕的文明发展成果,独特而富有哲学内涵的民族价值体系,以及在酝酿、延续这些传统和成果的进程中与外部世界形成的理性平和、求同化异、雍容大度的历史联系。

  中国的这种“软实力”禀赋,进入到民族国家的时代又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比如带有强烈集体主义色彩的成功发展模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代表的对外交往原则,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等等。

  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禀赋在现今世界也面临明确的“自我更新”、“自我突破”的压力和挑战。换句话讲,就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范式如何适应全球大势和国际环境的发展演变,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强的公信力和感召力。

  其中的关键问题,一是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都需要妥善应对的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情绪,谨防它们相互结合,把国家引上歪路。二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尊重国际法时代的到来,妥善处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在自身行为准则的改进和重要领域国际规则体系的调整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内深化改革,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对外积极主动,追求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这两个“公平正义”应成为未来中国“软实力”构建的两根支柱。而在大国的实践中,公平正义就是最大的“软实力”。

  可以说,“软实力”的获得与应用,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运筹,是对国家意志、外交手段、文化魅力、价值理念的综合调动。脱离国内改革发展的现实目标追求“软实力”,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而每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也要意识到,我们健康向上、平和理性的精神力量汇取聚起来,就是这个国家“软实力”的源泉。(晓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