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袁世凯时代:北京政府秋后算账拿谁开刀?

作者:潘晓霞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6-05-31 15:47:00
分享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七月十四日,即复辟帝制失败的袁世凯病亡后不到40天,继任大总统黎元洪发出一道措辞严厉的申令,令曰:

  自变更国体之议起,全国扰攘,几陷沦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著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概宽免。

  在这份由执掌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副署发出的八人通缉名单上,杨、孙二人属“筹安会六君子”;顾、夏、薛三人并非复辟首要分子,形同陪绑;而梁、朱、周是公认的“交通系”中坚,又以梁士诒为实际首脑。

  但此时此刻,号称“财神”的梁士诒本人,早已得到风声,匆匆离京赴津,再乘船经上海转到香港,“避祸”去也。

  复辟“小金库”

  为何后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秋后算账,追究复辟罪责,要拿梁士诒的“交通系”开刀呢?真是说来话长。

  据时任段祺瑞内阁农商总长张国淦回忆,“洪宪复辟”失败后,身为袁氏智囊兼盟友却不支持其当皇帝的徐世昌,曾对自己谈及袁府政治操作内幕,称“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即袁世凯)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两人“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较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徐世昌又说:

  “梁士诒亦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崭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亦驱使之,然个中真秘密,非彼所能尽知也。彼以府秘书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亦皆一时人才,乃形成为交通系,以其为粤人,故曰‘粤系’。”

  民国初年的政争中,梁士诒及其“交通系”与袁世凯关系之密切,连在华西人也注意到了。如极具影响的上海英文《字林西报》有言:“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乃为其后路粮台。”

  民初数年,以北京政府税务处督办身份兼任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正是凭借上述特殊关系,极力提升交通银行的地位,使其与中国银行看齐。1913~1915年,交通银行业务迅速发展,年度收益一度超过中国银行。

  然而,银行与现实政治走得太近而导致的畸形利益关系,也使交通银行逐渐成为梁士诒服务袁世凯政府的私人“金库”。至1915年,交行先后为财政部垫借3115万多元,筹集公债1000多万元,居全国各金融机关之首。1915年袁世凯筹划复辟帝制,梁士诒极力为之筹款,仅为所谓“大典筹备处”垫付费用即达2000万元之巨。

  中国、交通两行同具国家银行性质,某种意义上都成为北京政府或者说袁世凯的垫款机器,但两者“沦陷”程度轻重有别。如到1915年底,中国银行向政府垫款共1204万元,交通银行则达4750万元,后者的垫款额占到它当时全部放款的94%,全部存款的72%。过高的垫款比,势必严重影响交行的正常运营。

  1916年6月22日,即袁世凯病亡半个月后,哈尔滨《远东日报》曾写道:“交通银行久为梁派窟穴,帝制问题兴,梁即筹措财政自任,其实梁并无点金之术,不过恃一交通银行为外府耳。帝政中一切筹备及对付滇、黔义军等费用,泰半出自交通。”

  透支“信任心”

  民初中国的流通货币为银元,为方便计,中国、交通银行等几家银行均获授权发行等值的可兑换钞券。而出于支付数额越滚越大的政府垫款,并保证银行业务日常运转的需要,中国、交通两行不得不利用手中的发行权,加大兑换券的发行。1912年,交通银行兑换券发行额约库平银80万两(约合100余万元),1913年较1912年增长5倍以上,达450万两;1915年较1913年又增加5倍以上,达2486万两(合3000万元以上)。

  银行运营的基础系于信用,时人有言:“顾客之供给银行者,非现金至资本,为一种信任心而已。”对于中国、交通这样的发钞银行而言,发行过巨、准备不足,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挤兑风险。挤兑,即人们争相将可兑换钞券换成实物银元,这是“信任心”受挫、引发信用危机的直接表现。

  1916年初,中国、交通两行发行的可兑换钞券,便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挤兑潮。

  当年5月12日,为应对日趋严重的挤兑局面,段祺瑞内阁以国务院名义下达停兑令,要求财政部、交通部转饬中国、交通两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可兑换钞券是信用发行,停止兑换,即意味着银行信用的破产。由于中国、交通银行均具国家银行性质,兑换券发行为政府特权所授,袁世凯当政以来也一直以政府名义推广两行纸币,因此,两行纸币信用的破产,相当程度上又对政府信用形成冲击。

  停兑令发布后,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立即发生剧烈波动,据当时媒体报道,停兑“不过一月,而百物昂贵,除房租外,几无一不为八与十之比较。纵米麦转运各路特为减价,而最高之白米,其价已涨至十四元有奇,最次者亦已十二元,面粉一月前价每斤京钱七百文,现则八百二十。贫民每日之小米,一月前每斤京钱五百六十文,现则六百四十文。”纸币贬值、物价横涨、市场信心缺失,市面恐慌与金融乱象愈演愈烈。

  政府下达停兑令,事后看不免仓促,不过衡诸当时的金融形势,确也其源有自。早在1916年三四月间,中国、交通两行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分行已有存户纷纷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市面出现了钞券不稳的传言。挤兑风起立即推涨银元,民众急着脱手日益贬值的纸币。财政部为稳定币值曾通令各省:“近日各报登载政府将发行不兑换纸币,全系谣传,本部并无此项计划。”

  但政府的辟谣效果适得其反,各地挤兑、提现不减反增。根据停兑令下后数天的统计,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仅存现洋63万元,交通银行只剩11万元,经外国银行提取之后,两行合计所余现金不满40万元,银行储备在挤兑之下已成空壳。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