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利“阴谋论”
从挤兑到最终停兑令下，原因很多，而人们多将之归咎于交通银行总经理梁士诒。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记述：“袁世凯计划以武力震慑西南，保持北洋系原有势力，亟需宽待军饷。当时参预财政人员如梁士诒等，献计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集中现金，并建议发行一种不兑现钞票。适值北方人心动摇之际，此种计划，传闻市面，京津两行钞票兑现增加，而以交行为甚。于是国务院决定采取钞票停兑，存款止付政策。”
张嘉璈的判断，多多少少带有“阴谋论”的色彩，指责停兑是梁士诒为政府取利而刻意为之。谈论金融危机时，阴谋论总是会有市场，但事实上金融危机千变万化、骤起旋落，没有危机处理经验的政府常常不免手忙脚乱。上海《时报》转载的《字林西报》一则社论谈到：“以记者之意，宁谓此举系出于一时心理上之错乱。”这样看似简单的判断，或许倒更切合停兑令出台的真实状况。当然，时人对梁士诒和北洋政府的指责也绝非空穴来风，中国、交通两行尤其是交通银行的府库空虚，对停兑局面的造成，实在难辞其咎。而袁世凯逆流而动复辟帝制，成了激发挤兑危机的猛烈催化剂。
早在1916年2月，云南护国军都督府即发出布告，宣称：“袁世凯背叛民国，弃总统而称皇帝，既失元首之资格，即不应运用国家之机关，业经本政府代表中华民国声罪致讨。将来共和统一政府成立，所有中国、交通两银行原有纸币，自应担负责任。惟该银行于本政府起义以后发出之纸币，并一切公债及各项存款，于本政府起义以后未经取去者，均认为袁世凯个人之交涉行为，本政府概不承认。”
受此影响，以港商为首的南方商人团体纷纷质疑：“刻下抵抗义师之兵费，专赖中、交两银行为之吸收挹注，闻不日将由两行再发钞票5000万元。查中国银行原有现金不过600万元，各户存款已达4000余万，该行前发钞票5000余万，今再益以2500万，是以600万之本金，负债至12000万内外矣。交通银行久为袁氏之外府、梁氏之私产，凡袁政府无名之费，大率取之该行，据最近调查，其纸币之弊端殆倍于中国银行。如此滥发钞票，妄自挪用，将来破产万不能免。”
紧接着滇黔用兵，广西、广东、浙江先后宣布独立，山东也频频传出骚动，“滇黔贵粤浙方有组织军政府之宣言，而南京又有十七省代表会议之召集”。
分崩离析的政治形势与愈演愈烈的战争，在悄无声息中严重瓦解着袁世凯政府残存的威信，也让“梁财神”的高超财技黯然失色。
本是同林鸟
一些消息灵通的北京政府高官权贵，比普通民众更早得知银行的困境，开始争相涌向银行提现。报端记载：“近来因时势日急，北方形势日危，一般富有造孽钱之大老，纷纷将存款提出。最先提去大宗者为某总长，前后积资分存于中交两行者共220万之巨。取消帝制时，某见事不妙，首将交通之一百万提去，后去职赴津，又将中国之百万提去现款，改存花旗银行，而杨度、孙毓筠、顾鳌、施愚、张镇芳、袁乃宽等一般人物纷纷仿照办理。至不兑换令下之前一晚，某前相国（徐世昌）遣人至该行坐提现款八十万而去。”
为抵制谣言煽动、极力维持局面，1916年4月27日，北京政府密咨各部院转饬京内所属各机关，禁止官吏将所存中国、交通两行公款提存外国银行：“乃近日闻有官吏，将所存该两行公款，纷纷提存外国银行，如果属实，殊堪骇异，亟应严行禁止，以裕金融，而维持市面。相应咨请贵部、院查照办理，并转饬所属各机关一体遵照办理可也。”
由于袁世凯图谋称帝造成的信任缺失，南北各省已经四分五裂，不仅仅是护国反袁力量反对停兑，北京政府内部的反皖力量也跃跃欲试，他们认为，“北京政府之宣布此项办法，其用意系欲使中交钞票价值暂时减跌，俾南方军队不愿收受，造成独立各省经济上之恐慌，而北京则可席卷两行之现银，以发给军饷”，把停兑令当成反对北京政府和段祺瑞内阁的绝好口实。
对待停兑令，中国、交通两行步调亦不一致。据北京《新闻报》记载：“中交两总行在院令发表前，曾电向各地分行征询意见。交通各分行无异议，中国各分行均不赞同，尤以上海、汉口、南京、镇江等行反抗最力，谓：交行自杀，系属于自取；中行陪杀，于心难安。宁可刑戮及身，不忍苟且从命。”
中国、交通两行应对停兑令的差异，在上海体现得至为明显。交通银行上海分行遵循总行的意图，对库存现银能否应付挤兑并无把握，选择遵令停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则在停兑令消息传出后，全力抗拒。5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
中行比交行经营更稳健，应为公认的事实，这使两行上海分行从各自总行有可能得到的支持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中行没有像交行那样深深陷入袁氏复辟危机之中，无须承受巨大的政治信用风险。曾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副理的吴震修说道：“社会各方面均认为交行是袁世凯称帝的筹款机关，不能与中行相提并论。”
究其原因，中行上海分行在张嘉璈等主持下，与江浙资本结合，尽力走依靠市场经营的发展轨道，这和交行在梁士诒主持下，完全依赖政府的思路大相径庭。
财神“犯太岁”
成为众矢之的的交行总理梁士诒，此刻也在紧急寻求自救之道，利用其政府税务处督办身份，马不停蹄地与多家外商银行洽商接济交行事宜。
1916年5月16日，梁士诒亲至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提出由银行团承兑中交两行纸币的方案，“银行团给予不超过三千万元的借款，俾便恢复两家政府银行钞票的发行，此项借款以盐余担保”。具体步骤是：“目下停兑中之中交两行纸币，由银行团承受，其溢出准备金之差额即作为对该两行之透支，将来由盐税剩余部分偿还。”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经过评判后，回复梁士诒一份书面备忘录，认为：“即使银行团方面接受贵督办的要求，其结果也只有融通目前两行发行额减去其准备金的差额部分，这与贵督办所希望的使两行纸币能顺利循环流通的目的，还很难达到。”
日本是梁士诒的依靠对象，也一直欲借梁士诒染指中国金融，日资银行对梁士诒借款方案的却步，更折射出交行所陷危机之深。
1916年六七月间，中国银行除北京分行外，其他各地分行基本恢复兑现。交通银行几近全面停兑的局面则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1917年1月20日，交通银行向日本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借款500万日元，为恢复兑现准备资金。当年4月30日，交行上海及江、浙两省各地分行一律开兑，停兑风潮才总算告一段落。
但是，梁士诒和交通银行将自己绑在袁世凯帝制复辟的战车上，使银行完全沦为政治权谋的工具，在政治危机、财政危机、信用危机交互爆发后，不可避免的要付出惨痛代价。反倒是张嘉璈领导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直皖两系的政治矛盾中，以直系为后盾，抵制停兑，极力维护银行信用，由此一举超越交行，奠定了在中国金融业内无可撼动的地位。
1913年至1919年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与梁士诒直接打过交道，并把梁比作“中国的皮尔庞特·摩根”，说他“是北京最能干和最有势力的人”。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的确也是北洋政府当政十余年间炙手可热的“财神”，不同时期上台的各个派系，都乐于借力于这位理财能手，故他曾先后出任多届政府的财政高官，包括财政部次长、内国公债局局长、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1921年甚至登上国务总理的高位，虽然不旋月即告垮台，却也可谓烜赫一时。
不过，这些“辉煌履历”，已是后话。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亡后的政坛动荡中，梁士诒可谓狼狈万状。起初，他还与徐世昌等为袁大办丧事，并随灵柩回袁世凯老家彰德会葬，期间与各省军政大员会面周旋，一度存在留在新政府继任财政总长的幻想。接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也放出风声：“国内财政非燕老（梁号燕孙）莫能调动。”岂料6月下旬，黎元洪任命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连梁原任的税务处督办，也改派了孙宝琦顶替。
此时，率先举义反对帝制复辟的云南护国军提出惩办帝制祸首十三人，即杨度、孙毓筠等“筹安会六君子”（又称“太子派”），加上段芝贵、梁士诒等“七凶”（实为袁世凯死党），人称“十三太保”。后来，部分“祸首”托人求情得以幸免，榜上留名的只有杨度、梁士诒等八人，这就是本文开头“惩变更国体始祸诸人”通缉令的由来。
这下子，本来是“南人北往”的粤人梁士诒，只好仓皇南下，跑到香港去作其“寓公”，暂时韬光养晦一段日子了。这一年，梁士诒恰好四十八岁，正当中国人传统上所谓“犯太岁”的“本命年”。长袖善舞的“梁财神”在这道槛儿上，摔了一大跤，时也命也？真不好说。
本专题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者，专治民国金融史，著有《1908—1937年的交通银行》（2015年3月出版）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