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巴西大选的选票分布图是这个国家区域发展水平的真实写照。在这张图上，以劳工党为代表的左翼呈红色，右翼呈蓝色。选举结果是，整个国家几乎被拦腰切割成两个色块。上面（北部）是红色，下面（南部）是蓝色。这就是巴西经济学家常说的“两个巴西”：“落后的巴西”和“发达的巴西”。
区域发展失衡一直是巴西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上世纪60年代中期，巴西在中部打造了新首都巴西利亚，试图借此拉动整个经济向北倾斜。
近10多年来，巴西政府又不断用经济增长的获利补助底层贫困人口，使4000多万人脱困。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在北部农村地区，那里因此也成为劳工党的票仓。
但是，协调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运算”，不仅仅是国家或富裕地区对贫穷地区的“反哺”。让底层更多分享发展成果是一回事，让贫困地区及其贫困人口具有长期发展能力则是另一回事。没有发展的能力，在经济遭遇风浪之时，贫困地区就会重返贫困，甚至拖累富裕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这是目前巴西经济迅速下滑的一个原因。
协调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大多都是一面通过反哺构建公平的社保体制，一面抓好“输血向造血”的转换。一些西欧国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建立全民性的社保体制，通过二次分配实现了农村与城市、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公民平等。回顾瑞典等福利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清楚看到医保、养老金的全民性、普遍性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韩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开始加速之时，就十分重视缩小农村差距。上世纪70年代初，韩国开始推进“新村培养运动”（后改称“新农村运动”），通过农民、相关机构与指导人员的三结合，以勤勉、自助、合作为基本精神，促使农民自发开展家乡建设活动，将“外部输血”与“内部造血”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城市化与农村发展齐头并进的态势。
韩国的做法与传统的城市先发展、再“反哺”农村不同，而是一开始就着眼于发挥农村内在的发展潜力。
荷兰缩小城乡差别的例子还表明，农村的城市化与城市的“农业化”是可以打通的。荷兰农业就业人口虽然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8%，但从事与农业相关的研究、加工、销售等行业的就业人口却超过了全国就业人数的20%。全球25家最大的食品和饮料加工企业，有4家是荷兰的，另外还有12家在荷兰设有分厂或研发机构，这些机构有很多都是设在城市里。荷兰的实践表明，农村与城市的职业紧密连为一体，城乡差别就会逐步消失。
在二元结构固化的中等收入国家，协调发展应当两步棋一起走。一是从一开始就将经济增长与向落后地区和农村的转移支付结合起来，不断加以完善，形成制度。二是在经济增长进程中，通过城市产业链的延伸，或是通过农村产业链的成长，将城市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组合成一个完整的链条。
其中的关键是，既要使贫困地区的贫穷人口享受到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同时还要能够在这些地区形成一定的劳动力培训和产业发展的基础，将输血转换为造血。
协调发展其实并没有一个适用于各国的完整方案，但它追求的是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平衡，这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而不断地进行调整。（丁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