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击队夜袭张八岭》画刊
■ 卡尔逊收藏的一张《抗战报〉上还配有一张孔祥熙的漫画头像 本期图片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提供
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
■ 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
首席记者 姜燕
中国人的老朋友、传奇的美国将军卡尔逊收集的大批中国共产党抗战原始文献，在销声匿迹80年后突然现身，再度引爆他的传奇。
史料中包含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颁布的各种文件、告示、讲义、表册、报纸、标语等，其丰富性和完整性令人叹为观止，且绝大多数为国内档案馆所不存，对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弥足珍贵，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力证。
这批史料一直隐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内，去年少部分数字化后捐赠给上海图书馆，今年全部赠予上海书店出版社供高仿出版，总量100件，共23G。
国内纪念馆均无此收藏
“他是个烟鬼，突破日军封锁线出来时，他应该只带了《圣经》、香烟和小打字机，不可能携带那么多资料。”当卡尔逊的外孙女凯伦·洛文得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下简称“哥大东亚图书馆”）收藏了她祖父从中国带回的大批抗战史料时，连连表示不可思议。
哥大东亚图书馆中国研究馆员、研究馆员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是这批史料的推荐者。他介绍，卡尔逊史料存放于东亚图书馆特藏室，保存环境恒温恒湿。文献中精髓部分共有七册，六册八开，一册横十六开，均覆以厚实的牛皮纸封面，棉线装订，左上角一行竖写的中文，标明文献的内容是“抗日战争史料拾遗”。文献所用纸张粗糙，四角及折痕处有破损，印刷简陋，应为铁笔在蜡纸上刻写后油印。历时80年，文献纸张已发黄变脆。虽然馆方明确文献的提供者是埃文斯·卡尔逊(1896-1947)，但已无明确记载，它们如何到哥大仍然是个谜。
促进这批史料回归也有机缘巧合。王成志回忆，那是2014年夏在与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的聚会上。由于十几年的工作和研究，他对哥大乃至北美历史档案文献烂熟于心。聚会中，他提到哥大所藏但鲜为人所知、更少人利用的卡尔逊中国抗战档案文献（1937-1945），觉得这些抗日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史料，应该由研究抗战的学者了解和利用。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总编辑和编辑部主任不仅赞同，而且立即表示可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以高质量出版，向国内外发行。后经由哥大东亚馆、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上海书店出版社三方大力努力，特别哥大东亚馆程健馆长的积极推动，出版方获得了数字版授权，翻译命名为“卡尔逊中国抗战档案文献”。此事又得到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市政协文史委的大力支持，这套书得以进入出版程序，并将于下半年问世。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去年共有26件先期抵达，今年100件史料全部回归，其中32开小册子、订书件形式的有40件，告示、传单、图表等形式的有60件。上海书店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完颜绍元介绍，由于战争条件非常艰苦，所以国内这些资料能够保存下来的相当稀少。“我们曾和延安抗大陈列馆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纪念馆等多个抗日历史纪念场馆联系，他们都没有这样的史料。此外在《八路军文献》《八路军表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等书中也没有记载，足见其存世稀少。”
1937-1938年，埃文斯·卡尔逊作为美国军事观察员，赴中共抗日根据地和重庆、武汉等地考察，掌握大量一手资料，1940年出版《中国的双星》一书，因果断预言中国的抗战必将由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走向胜利而轰动美国。
这批史料，恰好与他所撰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形成印证。书中详细记录了他1937-1938年在二战中国战区行走的足迹，每一处几乎都可找到相应的史料与之呼应。显然，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中国的双星》一书中，只要他一回到敌后战场，写到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官兵们，文字就立刻活泼明亮起来。
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的缩影
1937年12月10日，卡尔逊终于在西安等到了毛泽东批准他去华北敌后的消息，第二天即跟随前来接他的士兵启程。在临汾他见到了干部训练学校校长彭雪枫，在八路军总部拜访了总司令朱德等人，在沁县与刘伯承、薄一波交谈。在经过徐海东的旅部后的第三个傍晚，即1938年1月29日，他进入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而馆藏当中就有一份彭雪枫的22页的《游击队政治工作》。
“妇女协会的人举着写有欢迎美国朋友的三角小纸旗，都留着短发——这是解放的一个象征。最吸引人的是儿童协会，他们的年龄在五到十五岁。”他在书中写道。
虽然他这次在阜平短暂停留之后便离开，但在当地收集了大量资料，六个月后，他曾再次来到阜平。在今天看到的阜平县这套资料中，包括：
《阜平县县政委员会通知》（1937年12月起1、2号》），内容是组建县政府、任命名单等、有县政府印章；
《阜平县县政委员会布告》（1938年1月起1、2、5号），内容是禁烟、减租减息、治安，有县政府印章；
《阜平防空委员会组织条例》（阜平防空委员会印，共3页）
阜平县寒假小学教员训练班课程表（共2页，分第一周、第二周）
《阜平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组织章程》（1937年12月29日）
《阜平县各业工人联合会组织简章》（盖有阜平县工会总会印章）
《阜平县青年救国会组织条例（草案）》（共2页，盖有阜平县青年救国会筹备会印章）
以上为不完全记录，全部史料共16种，涉及政权建设及各种群众组织的运作状况。如《人民自卫军组织条例草案》中写道“加强人民自卫的能力，准备进行抗日的游击战争并武装民众直接参加抗战特组织人民自卫军。凡16岁以上，50岁以下之人民没有疾病者，不分男女，均得参加”。《儿童自卫团组织条例》写道“原则上凡10岁以上16岁以下儿童不分性别得参加儿童自卫团儿音团并不脱离生产”“儿童团的武器是木棒（直径二寸，长四尺）”。史料中还有一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阜平县政府布告（第五号）规定“除旧年元日里上午七时至下午四时外，一概禁止燃放”，原因是避免给日寇可乘之机。
在很多材料的首页上，留有卡尔逊的笔迹，虽然是潦草的英文手写体，但仍能辨认出是对文件名称的英文翻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健研究后认为，《人民自卫军组织条例草案》上的英文为“Regulation of self-defense organization”，《阜平县战地民众学校实施办法》上的英文为“Regulation for public school of Fuping”
县政府文件处盖有县长侯薪的印章。资料显示，侯薪(1910-1985)，河北省隆尧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阜平县人民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和县委书记等职，参加过《抗敌报》的筹建出版工作，曾任边区政府民政处秘书主任和冀晋行署秘书长，高等法院书记长和华北人民民政部处长。他去世后，河北省政府有关部门曾为他出版传记《薪胆录》（刘光运编）。
主持整理和编纂并主编卡尔逊史料丛书的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苏智良指出，这套史料充分展示了中共领导下一个组织健全的基层抗日民主政权，完整性极为难得，在国内从未见过这样的资料。这个政权充满民主氛围，如有工会的组织法、各业工人联合会；体现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如政府公告第一号就是禁毒令，第二号是减租减息；拥有防空、妇女、儿童、青年等各种组织条例，可见群众基层组织非常完备。
“还有新年大会宣言，主张军政民三方联合起来抗日，这些都表明阜平抗日民主政府是真正体现国共统一战线的基层组织。”
怎么收集到《抗敌报》
卡尔逊史料中，收藏了6份珍贵的《抗敌报》，分别是套红油印的“新年增刊”（1938年1月1日出版）、第九期（1938年1月7日出版）、“除奸运动周特刊”（单页，1938年1月10日出版）、“第十二期”（1938年1月20日出版）、“第十三期”（1938年1月23日出版）、“第十四期”（1938年1月26日出版）。
《抗敌报》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我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37年12月初，《抗敌报》在河北阜平创刊，1938年4月成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1940年11月改名为《晋察冀日报》，1948年6月15日，由《晋察冀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华北局机关报，并更名《人民日报》，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社迁入北平。所以，可以说《抗敌报》是《人民日报》的渊源之一。
由于抗战时代的艰苦环境，国内留存下来的《抗敌报》原报非常少。目前，市面上只出现了几份《抗敌报》号外，其中一份是1939年5月22日出版的河北保定“易县梁各庄战役号外”，一份是1939年9月30日出版的河北石家庄“灵寿县陈庄战役”号外。
1938年1月20日第十二期的报头显示，《抗敌报》由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社出版，地址在“阜平县南关文娴街”。报纸共四版。这天的头条是“国际风云”——英法美苏将以武力制裁日本，头版上还有各国人民对日的态度及日本国内的近况等文章；二版是国内要闻，如“晋北连日激战，游击队配合主力消灭敌人”“我空军将士屡建大功”等消息；第三版是论文“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各地通讯；第四版上是特载“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宣言”及大会侧记。
1938年1月26日第十四期报纸第二版上，发表了一篇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抗战言论，表示“中日战争继续中，不能有任何谈判”。文章配有一张孔祥熙的漫画头像。苏智良说，这是在以前党的报纸不曾看到过的，而且这幅漫画不是丑化他的形象，说明共产党在当时坚定不移地坚持统一战线。
这天的《抗敌报》两个版，报纸中缝刊登了一则“本报特别启事”：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整个的冲破敌人的包围，军区的范围还不够大，关于印报的一切材料，采购颇感困难。本期已购得报纸尚未送到，暂以毛边纸代替，并以纸料关系，仅能刊印两版，尚请读者谅解！待报纸到后，当仍照原定版样按期出版，深恐读者不明真相，特此奉告！”（此处购得“报纸”意为“纸张”）
由此可见当时根据地严苛的周边环境及物资紧缺程度。
有趣的是，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尔逊第一次看到《抗敌报》的情景。他描写在晋察冀根据地首府阜平和聂荣臻、彭真等人交谈时——
“一个通讯员带给聂一份日报，一张四开纸油印的报，不但登当地新闻，也有日本人向汉口推进的发展趋势的综述，是从八路军司令部每日播发的无线电新闻收听来的”。
卡尔逊还写有一本日记
“像这样完整的一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史料真的太少了，保存状况又好。”王成志感叹道。而且，当时陪卡尔逊一起突破日军封锁线到延安的还有几位文艺界的名人欧阳山尊、刘白羽等，担任翻译的剧作家欧阳山尊，写有日记，卡尔逊自己写有日记，与卡尔逊收集和带出的史料能相互印证，所以史实非常清楚，这一点尤为宝贵。
他说东亚图书馆馆藏的卡尔逊史料还不止于这些。还有大量的其他根据地印制的各种材料，主要是小册子。卡尔逊中国抗战档案中甚至有一种为抗日根据地的工资条，上到毛泽东下到普通士兵的薪水情况。遗憾的是，这次首批出版没有收入这种工资资料和其他很多小册子。
对馆藏非常熟悉的王成志说，哥大抗战原始材料，不少是延安地区配合各种政治军事和文艺运动的创作作品，包括小说、秧歌剧等小册子，内容有人们熟知的《小二黑结婚》等，也有不为人知的一些作品，比如《傻瓜》和《红鞋女妖精》。小册子有些用粗糙的土草纸或马兰草纸印刷，但保存完好。这些不排除也是卡尔逊收集来的。这些资料同样鲜为人知，缺少研究。
至于卡尔逊中国抗战档案是怎样流传到东亚图书馆的，王成志一直研究但没有得到确切答案，他推测，当年卡尔逊离开中国返美后在美国宣扬中国的抗战，希望美国和全世界支持中国，而美国那时对日本和中国的态度采取所谓“中立”政策，没有偏向。作为一名军人，他的言论不能够背离美国政府和军方，所以他宁愿脱下军装。他在美国参加宣传抗战的组织，其中有些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主办的。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有深厚的关系，而且普通美国人都同情中国。有资料记载，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生积极参与的纽约华人妇女协会便组织成员到码头上去抵制美国将钢铁运到日本去制造武器。他认为，卡尔逊很有可能是在哥大演讲与哥大华人社团密切交流后，将资料移交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但至今尚没有发现明确的证据。这与因为一个普通但伟大的华工，哥大于1902年正式成立中文系和中文图书馆，但华工Dean Lung（丁龙）的名字不能确定一样。
卡尔逊的外孙女凯伦·洛文曾于2002年7月访华，她专程去了山西、河北等卡尔逊曾去过的地方。2003年8月，她和儿子本杰明再次访华，搜集材料，希望了解更多祖父在华的活动。王成志与卡尔逊的女儿和外孙女凯伦·洛文私交甚好，时常有电话、聊天。“她的外孙女手中还有卡尔逊的日记，目前她正在尝试着将日记的文本转录成文本文件，但卡尔逊的字迹在战争年代自然更简单和潦草，她对很多中国历史、人名、地名和组织名等，也是一个了解和解读的过程，可是疑难不断地在得到解决。”王成志说，她虽然已经正式退休，但仍在二战老兵组织主要因其研究其外公而任领导职务，也在不断地努力学习中文，希望能对日记，特别是四次来华的过程，全部准确地转录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