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正在车内的陈独秀也回望着车后的那一道辙痕，那一道辙痕印刻着他与李大钊之间的不解情分：1915年，他与李大钊先后回国，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一刊一报遥相呼应，呈南北犄角之势，开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1917年，随着自己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也加入到北大文科教授行列，不久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从此，《新青年》就成为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主办的新文化运动宣传阵地；北大红楼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为了更直接参与政治，随后他又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在指导“五四”运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让陈独秀感怀不已的是，当他在“五四”运动中被捕，李大钊积极参与了营救，他终于获释后，李大钊还特地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好多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而在眼下，又是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亲自护送自己离开险恶之地……
三
那辆旧式带篷骡车一路南行，经廊坊转道天津。
北京至天津，大约一百五十多公里，坐骡车赶路，需费时两天。两个同路人，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边赶路，一边交谈。历史为陈独秀和李大钊提供了一次可以更广泛交流、更深入沟通的机会，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南陈北李”在这段行程中“相约建党”的猜想。
其实，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关于建党早有“相约”。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早在1918年下半年，即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周年的时候，李大钊就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陈独秀也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
假如说，陈独秀于1919年1月在 《除三害》一文中提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政党时并没有明确是何种性质的政党，那么，在三个月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他们联手创办的《每周评论》上刊登《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就可以看作是他们对组建共产党的共同认识，也可以认同是他们之间的一种“相约”。
而这种“相约”很快就体现在了“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建党准备之中：
1920年2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1920年3月，北京工读互助团也相继成立。工读互助团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 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4、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研究会的建立，既为建党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也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是实现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
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南陈北李”再没有过像在京津道上那样可以畅谈的机会，但是，心心相印、心心相约的那一道辙痕始终都在延伸。
四
在那一道辙痕的延伸中，走来了一个我们绝对不能不提到的人，那就是由共产国际派遣而来的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他直接走进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进程。
在1920年4月初，维经斯基首先走进了北大红楼这一座用红砖建成的建筑，走进了红楼一楼东南隅的两间西向的屋子。这是北大图书馆的所在地，也是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公的地方。维经斯基对中国的五四运动早有耳闻，而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后的信息又格外关注，因此，在几次座谈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外政策后，维经斯基直接就对李大钊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维经斯基的这个想法与“南陈北李”的“相约”不谋而合，李大钊自然十分认同和向往。但是，既然“相约”，就须“相谋”，在李大钊看来，作为建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没有任何人比陈独秀更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了。因此，李大钊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同陈独秀商谈。
在1920年4月下旬，拿着李大钊亲笔介绍信的维经斯基走进了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原先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处，恰好柏文蔚搬离上海，而陈独秀又曾经当过他的秘书长，因此，就成了陈独秀寓所。随后，《新青年》从北京迁来上海，这里同时又是《新青年》编辑部。对于维经斯基的到来，陈独秀十分高兴，他坦诚地对维经斯基说：“我同李大钊相约，在南北方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你们的来访正是求之不得。”
维经斯基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会面，加快了建党的步伐。1920年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寓所聚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会上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若干条文，确定通过老农专政、生产合作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8月征询李大钊的意见后，正式定名为“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由于实际上起到了各地组织发起的作用，亦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