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保安队”起义继卢沟桥事变、南苑战斗之后，于日军围困平津之际发动，在北平地区抗战史中留下不容忽视的一笔，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冀东保安队”是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事变后，由冀东伪政权建立的一支特别武装力量。卢沟桥事变后，“冀东保安队”在北平东郊通州发动反抗日本侵略的起义，即日方所谓的“通州事件”。事件虽已过去70多年，但至今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等极少数人仍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为侵略张目。梳理这段史实，有助于还原历史，认清本质，以正视听。
“冀东保安队”渊源
1933年5月，日本借中国军队长城抗战失利之机，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由此，包括通州在内的冀东成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华北门户洞开。
当时，日本关东军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华北，推动“华北自治”。土肥原一方面策动香河、张北、河北等事件，制造“民众要求自治”的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加紧笼络殷汝耕等华北地方实力派人物，培植亲日政权。1935年11月24日，冀东滦（县）榆（关）、蓟（县）密（云）两行政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发表冀东22县“自治”宣言，声称“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洋之和平”。11月25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政府机关设于通州城。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继伪满洲国后日本扶植的又一个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在冀东伪政权各厅、处、所、保安队及各县都安插日本顾问和特务，每个机关少则三五人，多则七八十人，实际操控军事、行政、财政等大权。
“冀东保安队”前身是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冀东在《塘沽协定》后被划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军，只能由警察维持治安。为此，1933年夏，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省政府名义建立特种警察部队，开赴冀东，警卫地方。特种警察部队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是于学忠抽调原东北军51军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官兵，组成第一、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分别任总队长；二是河北省政府收编汉奸李际春由伪满带到冀东的刘佐周、赵雷两部伪军，分编为第三、第四总队；三是收编冀东土匪胡协五（绰号老耗子）为第五总队。第一、第二总队各辖2个区队，每一区队辖3个大队。其他三个总队均无区队，总队长直辖大队，第三、第四总队各有6个大队，第五总队只有2个大队。1935年7月，商震接替于学忠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将河北省特种警察部队改称河北保安队。1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又将保安队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军”。1936年8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冀东伪军改编为4个保安总队，另编1个教导总队。各总队人数相等,下置区队大队、中队及迫击炮、骑警、通讯3个特种兵中队。此外，设立训练所,对各总队长官统一训练，对各总队统一教育、统一装备,从中将（总队长）到马夫分38个等级。
七七事变前，“冀东保安队”几经调整编制基本固定，总数约1.2~1.5万人。第一总队，总队长张庆余,3000余人,分驻宝坻、香河、通州附近及昌平、怀柔、顺义一带。第二总队，总队长张砚田,3000余人,分驻三河、玉田、蓟县、遵化一带。第三总队，总队长李允升(刘佐周被刺身亡),2500人,分驻昌黎、滦县、临榆、抚宁、卢龙、迁安、乐亭一带。第四总队，总队长韩则信(赵雷被撤职),约3000人,分驻塘沽、北塘、宁河、开平、唐山、古治一带。教导总队,总队长暂由殷汝耕兼任（后由沈维干担任），约2000至3000人，驻开平镇马家沟一带。
“冀东保安队”起义原因
日军侵占冀东和殷汝耕叛国，遭到全中国人民反对，身处殖民统治之下的冀东人民更是义愤填膺，反抗不断。“冀东保安队”中具有民族正义感的官兵与侵华日军、伪政权的矛盾日益升级，最终发动反抗日本侵略的起义。
（一）保安队与日军矛盾日益激化
冀东伪政权成立初期，日军一方面企图用金钱物品收买军心，另一方面又不信任保安队，还派日本顾问予以监视。双方矛盾日益激化，保安队哗变事件时有发生。据《昌黎县史》载，“1936年9月6日，驻昌黎北郊的李海天部100余名官兵反正；11月20日，驻昌黎的韩则信部400余人哗变；继之，李海天部又有200多人起义，占领邮电局，控制昌黎县城。”尤其是驻通州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大部分来自原东北军，背负国仇家恨，与日军矛盾由来已久。1936年8月27日,张砚田部第四分队百余人哗变。同时，日本特务、“浪人”等在通州城内肆意横行。有的保安队士兵为维护民族尊严，经常与日本人发生冲突。
1937年6月上旬某日，通州城内一辆日军汽车司机酒后开车，横冲直撞，在日军守备队门前轧死保安第一总队一名巡逻兵。巡逻队愤怒之下打了日本司机，日本守备队门卫班见状冲出十几个日军，不分青红皂白将巡逻队缴枪，抓进守备队毒打。张庆余闻讯非常气愤，集合队伍，分乘10多辆汽车前往守备队讨要说法，要求放人。日本守备队勉强放人,但把轧死保安队士兵一事歪曲为“巡逻队无故拦截日军汽车造成”,对保安队大加训斥，激起张庆余和保安队官兵对日军的不满和仇视。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保安队与日军的矛盾。
（二）保安队与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伪政权貌合神离
“冀东保安队”虽隶属“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但成分非常复杂，不甘附逆于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伪政权成立之初，张庆余曾密派亲信副官长孟润生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应对之策，商震嘱其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暂时虚与委蛇。
殷汝耕对张庆余、张砚田等人亦早有戒心。第一、第二总队训练有素，武器精良，战斗力强，抗日情绪浓厚。张庆余、张砚田曾与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原属张庆余部下）密谋设立一个与殷汝耕并驾齐驱的军务长官，以便掌握更多军权。后来此计被殷汝耕知晓，但因张庆余等掌握军权，殷未敢采取非常措施，反托人从中疏解，并多次宴请张庆余，企图拉他上钩。张庆余、张砚田表面上服从，但内心蔑视殷汝耕，私下四处活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三）卢沟桥事变为起义创造时机
早在1936年初，通过原冯玉祥国民军宿将、河北省哥老会首领之一张树声斡旋，张庆余、张砚田曾赴天津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秘密接触。宋哲元对二人爱国和抗日态度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坚定立场，强化军队训练，做好准备工作，并赠予每人一万元经费。
卢沟桥事变爆发，张庆余派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面见时任国民革命军29军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冯治安请示机宜。冯治安请他于中日开战时一面出其不意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起到夹击效果。刘春台与29军参谋长张樾亭取得联系，张樾亭将张庆余、张砚田所部编入29军战斗序列，随时准备策应29军抗日而发动起义。
与此同时，为预防29军进攻通州，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召集张庆余和张砚田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守事宜。张庆余建议将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通州待命，增强力量，可攻可守。细木繁采纳他的建议，同时将分散在各地的日侨集中通州便于保护。张庆余和张砚田则分别调回散驻各处的部队，暗中部署起义。
（四）日军轰炸保安队成为起义导火索
当时通州武装部队有：日本警备队、特务机关宪兵队，分驻西仓、东仓和西塔胡同；保安队第一总队、教导总队，分驻老四营等地；城外有中国军队29军独立第39旅第2团第1营，分驻新城南门外的三义庙、宝通寺、王恕园和城东南发电厂。29军驻地与日、伪军驻地只相隔一堵城墙、一座水桥，双方相互戒备，摩擦不断。
1937年7月27日凌晨，驻通州日军突然向29军发动攻击，29军官兵奋力反击。由于29军提前布防，加之部署在通州旧城南门的保安队并未截击29军，只是对空鸣枪放炮虚张声势，29军得以安全撤离。日军对保安队甚为不满。
当日9时，日军12架飞机轰炸旧城南门外保安队教导总队营地，保安队10余人伤亡，房屋被炸毁。事后，日本外交官认定“此事责任都在日本陆军身上”。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和保安队日本顾问渡边称这次轰炸是“误会”，以道歉了事。日军轰炸事件，激起保安队奋起自救自卫，成为保安队起义的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