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关键词“性别歧视案”
法律的武器只有握在手中，才能检验出其真实威力；公民的权利只有不断争取，才能捍卫自己应得的利益。
评论员赵志疆
女大学生去企业应聘，企业称只要男性而将其拒绝，这算不算歧视？日前，河南籍女大学生黄蓉（化名）应聘文员时因性别遭拒，起诉新东方烹饪学校一案有了结果，法院认定这家企业存在性别歧视，并判赔偿黄蓉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此案属全国性别歧视第二案。
《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用人单位招用人员，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对照之下，黄蓉所遭遇的“仅限男性”的招聘，已然涉嫌违法。面对不公正待遇，黄蓉依法维权的勇气让人欣慰，但“性别歧视第二案”本身，却让人有很多遗憾—就业促进法自2008年1月1日就已经实施生效，时间过去了6年有余，依法维权的事例只出现了两次，法律所赋予的神圣权利依然只停留在纸面上。
毋庸讳言，就业歧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大面积存在，而身处弱势地位的女性大多首当其冲。全国妇联曾发布的一项“女大学生就业创业状况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女大学生求职时感受到性别歧视。而90.2%的被访企业的回应是，招聘“基本上无性别倾向”，却坦陈招收女生有诸多困难。
有业内人士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经期、孕期、产褥期、哺乳期等“四期”增加的企业成本是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虽然我国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中都涉及了女性就业的权益保护，但是用人单位出于成本考虑更热衷于计算“性别亏损”。更为重要的是，法律所赋予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利，往往在现实中被束之高阁，女性面对性别就业歧视忍气吞声的结果，却是用人单位更加有恃无恐的歧视。那些与岗位职责毫无关联的招聘条款，虽然毫不例外地引起舆论强烈质疑，但除却一片口诛笔伐之外，鲜见当事人诉诸法律，类似的场景也因此得以不断上演。
实际上，就业歧视之所以没有引起社会足够重视，并不是公众看不到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而是很多人虽然能够感觉到就业歧视的存在，也会因此而表示不满，但多数时候却只是一声长叹、徒呼奈何，从未将此上升到法律高度来看待，浑然不觉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自己可以庄严地通过法律途径讨还一个公道。从这种意义上看，“性别歧视案”本身也就拥有了一些公益诉讼的味道。
黄蓉针对性别歧视提起法律诉讼，初衷自然是为了捍卫自身权益，但是在鲜有人就性别歧视诉诸法律的现实背景中，此举亦不乏积极的启示意义—面对一种业已泛滥的不公正现象，黄蓉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她的身上寄托着无数感同身受者的殷切希望。普通民众叫板制造不公正条款的用人单位，不仅是为了最终的结果，更是为了追求一种通过公开博弈来维权的程序，以及维护个人权益的平台。面对不公正待遇，勇于公开叫板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无论最终胜负如何，这对习惯于居高临下的用人单位都是一种警醒和震慑—面对形形色色的不公正条款，公众已经不甘心于徒逞口舌之快，而是决心要借助于法律来讨回公道。
也许反就业歧视的法律条款还不够细致，也许由此引发的诉讼之路注定不那么轻松，但这些并不是放弃依法维权的理由。法律的武器只有握在手中，才能检验出其真实威力；公民的权利只有不断争取，才能捍卫自己应得的利益。以此来看，此次诉讼的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以此表明依法维权合理且可行，进而推动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才是此次事件的最大意义。（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A06版）
（2014-11-19 13:2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