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新政府一句“重新评估与中远集团的合作”，令近期接二连三遭遇打击的中企海外投资再度蒙上一层浓重的阴霾。
就在同一天，墨西哥政府也叫停中墨合资的“坎昆龙城”项目。在此之前，墨西哥政府单方面搁置中国企业本已中标的高铁项目。这些毁约事件犹如闷棍一下又一下当头敲向雄心勃勃的海外投资。
说好的投资，怎么突然变卦了？这种“翻脸”的节奏，让中国这个正在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国家，如何伤得起？
有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如果算上第三地融资的再投资，2014年我国的对外投资总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这已经超过当年引入外资规模。
“变卦”的海外投资项目背后，总是藏着几个“翻脸”的新政局，希腊更是彻底改姓“左”了。但现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烈变化已是“新常态”，出击海外，抄底也好，扩张也罢，海外这本经到底该怎么念?
资本净输出国的遭遇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遇“变卦”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希腊、墨西哥，法国、包括一些亚洲邻国。但另一方面，中国海外投资规模仍在快速增长
希腊的政权更迭不仅令希腊与欧盟之间的债务关系陷入一团乱麻的状态，也令中国企业在希腊的投资面临巨大的风险。
新一届希腊政府对中国企业投资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最新表态是这样的：将尊重与中远集团达成的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协议。然而，这并不能消除中远集团在希腊投资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和风险。
“即使是在希腊政府内部，估计也没有一个对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的统一意见和规划。”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1月27日，希腊新政府刚宣誓就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胜选组阁后负责航运的副部长Thodoris Dritsas表示，将中止上届政府启动的向中方出售港口股权的进程，希腊新政府将重新审核同中国中远集团的交易。至此，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被叫停。
就在几天之前，中远集团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中远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三号码头扩建开工典礼。根据中希双方签署的协议，三号码头扩建工程将在4年内基本完成，届时比港码头将成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集装箱中转中心之一。2008年6月，中远集团获得了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二号、三号集装箱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2010年，中远集团正式接管码头。
如果说，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计划遭“翻脸”，是出于希腊政府换届后不同政党执政的不同政见。那么，来自墨西哥政府的出尔反尔更是令中国企业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墨西哥当局1月 30 日宣布，由于全球油价下跌，迫使政府削减 2015 年公共项目预算近 3%，刚刚重新启动的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铁项目招标被“无限期”搁置。
2014年11月3日，墨西哥交通和运输部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的中墨企业联合体作为惟一按时递交竞标文件的财团成功中标这一项目，但3天后又出人意料地宣布取消中标结果。今年1月14日，墨西哥交通部宣布重启高铁项目新一轮招标，并发布初步条款。原定1月29日公布正式招标文件，但由于要在文件中纳入各方意见而推迟了文件发布日期，没想到1月30日突然宣布搁置这一项目。
而这并非是墨西哥政府唯一一次变卦。1月26日，墨西哥联邦环境保护署以“触犯环保法规及长期欠缴罚款”为由，下令位于该国加勒比坎昆市郊的中资商城项目——坎昆龙城（DragonMartCancun）全面停工。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遇挫的现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法国图卢兹机场将49.9%的股权出售给中国财团，同样由于国家安全因素，在国内引起争议。中兴、华为公司在欧美的投资频频遭遇各种难题和阻碍。即使是联想集团收购IBM这样已经成功的投资案例，当年一路走来可以说是铸就了一部“辛酸史”。
在亚洲，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首都填海造地，建造科伦坡港口城，但政府换届之后，表示要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估。中国在缅甸兴建的密松大坝2007年动工、计划投资36亿美元，由于环境原因，于2011年9月30日被缅甸总统吴登盛叫停。两国之间的高铁计划也因为类似原因无疾而终。
然而，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频遇挫的艰难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海外投资规模的快速增长。1月16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钟山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达到10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同一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幅则仅为1.7%。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监事长周立群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的财富管理机构带来新的机遇，2014年我国共实现全行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5%。如果算上第三地融资的再投资，2014年我国的对外投资总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超过了2014年外资的规模，也就是说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的国家。
海外投资九成亏损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总体来讲是不成功的。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
只是，何以中国在向海外输出资本进行投资的过程中会如此的艰难与辛酸？
就拿希腊政府叫停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来说，欧洲问题专家库兹涅佐夫指出，中远集团有可能失去已经投入的34亿欧元，也有可能失去计划中未来35年通过经营自己购买的3个码头而将赚得的利润。
而中铁建与中国南车在墨西哥的高铁项目，也已经开始实地勘探线路。2月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对墨西哥决定搁置高铁项目一事做出表态时也指出，中国企业为参与该项目招标开展了大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的人力和财力。
目前仍很难统计这些被叫停或搁置的投资项目将给中国企业造成多大的损失。其实，至今为止中国企业这么多年海外投资的营收状况从来就没有一本确切的清晰的账，至少基本在各级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查不到信息。然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大多是亏损的”似乎成为了国人普遍的认知。
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曾这样说道：“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总体来讲是不成功的。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
既然如何，为何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仆后继地去陌生的海外市场打拼？“中国企业热衷于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取得长足发展的结果，是为了解决当前企业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压力，也是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海外中国业务部总监李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同样指出，这里面既有国内企业经过30年改革开放， 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希望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以获取更大市场份额、更高资本回报、更优资源配置、更强技术支持、更广泛市场认同等而内生推动的战略动机，也有因为国际贸易壁垒、国内生产成本提高、汇率变化等压力而对国内企业产生倒逼的原因。
而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折戟沉沙的投资事件也越来越多。“我们必须反思。”谭雅玲直言，“很多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方向性、战略性角度就是错误的。赚快钱、炒短线、盲目追逐高利润的思维主导着企业的投资行为，总是把别人的危机当作时机。所谓‘抄底’，这是像索罗斯这样玩金融的资本巨鳄玩的投机游戏，而任何一个干实业的企业都不应该有这种投机思维及心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确存在不规矩甚至违规操作的现象，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谭雅玲进而指出，“企业选择投资项目，首要看的就是市场潜力与预期收益，紧接着就需要考虑各种存在的以及潜在的风险。而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往往有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精神’。”
就中远投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项目而言，首先，当时的希腊政府出售该港股权主要也是出于“以出售国有资产来换取国际援助”的被逼无奈。其次，希腊民众对于政府将国有资产出售给海外企业而进行过抗议活动。可以说，这样的投资环境绝对称不上“优良”。不是说，这样的环境就不能投资，但是对于中远这样跨国投资经验匮乏的企业而言，胆子是否太大了些呢？
再来看看“坎昆龙城”项目。墨西哥联邦环境保护监管局以“未取得联邦环评授权而开工建设”为由对坎昆龙城项目开了724万比索的罚单。而且，坎昆龙城项目用地因砍伐149公顷受保护树林而多次遭到罚款，至今积欠2200万比索的罚款尚未缴付。
“在我们看来，该计划没有可能在此处进行。”墨西哥环境保护局Profepa主管Guillermo Haro强调，该项目投资者从未提交相关土地使用相关的环境评鉴许可证，也未提交土地变更使用申请，触犯了生态平衡与环境及林业保护相关规章。
美国传统基金会对中国1000万美元以上的海外投资项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相比西方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向高风险地区投资的趋向非常明显。在高风险偏好下，中企海外投资亏损难以避免。
对国企来说，不仅要考虑盈利还要服从国家战略。中国政府与风险国家政府间的双边协议，包括经营性开发和援助项目，往往由国企来执行。然而，在海外，企业的盈利追求和国家战略并不总是步调一致。当然，国企出于对“政绩”追求也偏向投资高风险地区。
出海首先是盈利
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是应该尽量少地去承载外交任务甚至政治目的，这其实无形中为国企海外投资增加了很大的风险
“企业投资应该有更纯粹的商业目的，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说政治目的大于经济目的，那么就应该通过政府行为来达成。”顾心逸，一位多年从事服装生产、加工及出口的企业主这样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道。他本人在10年前就开始在美国进行投资，目前主要从事高档服装、小众服装的网络销售。
谈及当初到美国进行投资的出发点，顾心逸直言：“当然是有钱可赚，对我们中小企业主来说，每一分花出去的钱都是自己的，所有的风险也都是自己承担的，如果无利可图就不会投资。而现在在美国经营的利润要比在国内高得太多。”
目前，顾心逸已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拥有了两个自己的仓库。“之前一笔100万美元的投资，其中当地政府提供50%的贷款，银行提供40%贷款，剩下10%的投资额才是我们自己出。最近投资的500万美元的项目，当地政府同样提供50%的贷款，银行提供45%贷款。没有抵押、没有担保提供给当地政府和银行，有的只有我们的业绩和信誉。在国内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从银行借到一分钱。”顾心逸笑道，“而且当前美国的融资成本很低，我们每个月只要偿付一两万美元的贷款就可以了，这对我们的经营来说基本没有压力。”
当然，当地政府愿意让你投资甚至支持你的投资，自然是有条件的。而无非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和增加税收来源。顾心逸指出：“我们公司雇佣了近30个美国当地人，而只要每个月准时向员工发放工资，就建立起企业的信用，成为日后当地政府和银行提供融资的依据。”
“就纳税来说，我们在美国的税负压力也比国内要轻。一方面，各种税的透明度很高，很少存在重复计税的情况。另一方面，最主要的企业营业税，是在扣除员工工资之后再进行计算，而国内则是按照未扣除员工工资的营业额来计税。”顾心逸表示。
不过，顾心逸也指出，赴海外投资最初的准备工作是相当复杂且艰辛的，一定要有充足的准备，“毕竟海外的投资环境与国内游很大的差别，法律、文化、环境保护等涉及方方面面，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寻求专业机构的协助。”
“许多境内企业有强烈的‘走出去’愿望，但对当地的投融资情况、风俗文化、法律税务制度等都还缺乏深入的了解，需要有专业、多元化的服务机制帮助这些企业解决‘走出去’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李震表示，“汇丰自2010年起相继在全球各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目标市场设立了‘中国企业海外服务部’，近年来中国企业对这一服务的需求急速增长。”
利润的驱使以及成熟的市场环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民营企业赴海外发展。2014年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呈爆发式增长。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内地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较2013年下半年暴增218.6%。而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有四成是民营企业的投资。
相较而言，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似乎比国企更具有优势。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廖天舒认为，与国有企业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资源领域不同，中国私营企业海外投资更为多元化，更关注获取技术、品牌和打开当地市场。这使得私营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速度更快。此外，海外对民营资本接受度较国企更高。在发达国家，民企受到的制度和政治的怀疑阻力可能会少很多。
顾心逸就其自身多年在海外投资、经营的经验坦言：“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是应该尽量少的去承载外交任务甚至政治目的，这其实无形中为国企海外投资增加了很大的风险。作为企业，经济目的才是首要的。”
“任何带有政治目的或国家战略意图的投资，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政府行为来完成。可以通过国家主权基金投资的方式，或者通过国家贷款的方式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世界银行以及日本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就通过贷款的方面对中国进行投资，这些贷款的利率很低，但关键在于贷款的附加条件。其中往往都会包括一条，贷款所用的项目中有百分之多少的原料或产品必须购自日本企业。”顾心逸表示，“中国可以多学习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
学会避开投资陷阱
风险规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第一要务。而如何规避风险也是企业决不可缺少的学习课程
“任何投资行为，投资者永远要记住的一点是，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谭雅玲指出，“企业投资不要只盯着收益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做全面的认知，切忌盲目投资。”
王文利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是在文化、政治、法律等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他把这些问题看成是“陷阱”。第一个陷阱是核心技术。王文利认为，中国到海外投资的企业，拿不到人家的核心技术。其二是资产陷阱。他认为，并购企业债务价值如何评估，这是个大问题。通常，一下子很难看清楚该企业的价值和经济状态。第三是劳动陷阱，工会问题很复杂。王文利说，“中国工会，其行政手段，服务职能和国外‘完全不同’。”中国到海外的投资，要能应对外国的工会问题。第四是反垄断和国家经济安全，比如华为和三一重工在美国投资遇到的问题。第五则是税收、环保、公关。比如排放问题，中国的环保标准和外国的不同。
在顾心逸看来，在海外投资一定要搞明白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则，而更重要的则是，切实遵守。“不少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会被调查、被罚款甚至遭到同业排挤，是因为自身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游走在法律边缘。有些企业习惯了在国内经营时‘打擦边球’的做法，到海外也同样行事，自然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
而对于无法规避的风险，例如希腊政府“翻脸”这样的风险，中国企业就要拿起法律武器切实保护并争取自己的利益。日前，中铁建发布公告指出，关于被墨西哥政府叫停的高铁项目的索赔问题，该公司仍在与墨方交涉。
2014年7月16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认为奥巴马政府在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资公司在美投资的风电场项目时，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剥夺了法律赋予其的正当程序权利。这份判决意味着，历经近3年的博弈，三一重工成为首个胜诉白宫的中资企业。
三一重工高级副总裁贺东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中国企业出去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法律体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当然，一旦你的利益受到损害，也要大胆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哪怕他是总统都要敢去告，大胆的利用法律武器，使中国企业能够真正成长起来。
“当然，除了企业要学会自我保护之外，政府也应该为本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护和协助。”顾心逸说，“有很多朋友远赴俄罗斯做生意，经常遭到俄罗斯警察的敲诈勒索，但是他们却不敢去敲诈勒索越南商人。论国力，越南远不及中国；论远近亲疏，中俄关系应该比越俄关系要来得密切。而俄罗斯警察反而频频找中国商人的麻烦原因很简单，一旦有俄罗斯警察去找越南商人的麻烦，越南领事馆就是出面，而中国的领事馆却很少管这种‘小事’。”
中国保障海外投资的举措主要包括信息预警、与投资目的国签署投资保护协定，以及中国驻当地使、领馆保护，但目前来看，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在海外投资保护方面，发达国家经验值得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战略的考虑，在大幅度增加海外投资的同时，相关机构的职能也在不断强化，如英国的国际发展部享有与贸工部同等的地位，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为副部级设置等。
在信息服务方面，美国经济分析局建有功能强大的基础信息系统及管理咨询系统，定期对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情况进行普查，并发布相关数据；日本则根据特别法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经济调查部、海外投资研究所等专门机构负责提供投资情报和促进投资活动。
“虎山行”者仍很多
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频频遭遇被“翻脸”，但海外投资不可能因噎废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同行者仍不少
近日，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该公司正在寻求海外机会，“我很快就会去东欧、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我想投资那里的基础设施，收购一些建筑公司”。他说他并不为希腊近期的债务危机苦恼。对于投资希腊的风险，严介和称，“希腊经济已经接近谷底，这是最好的进入机会。不管希腊在不在欧元区，都不会困扰我。”
毕马威最新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常态”。“在预期中国未来10年将会投放1.25万亿美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中国似乎即将进入‘全球投资者’的快车道。海外投资正帮助更多来自不同行业的中国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并获取必要的经验、技术、品牌和人力资本以加强竞争力。投资对象国也可受益于中国投资者所带来的资金、经验、具有成本优势的生产资料以及更大市场机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与主要目标市场的现有企业建立伙伴关系，在基建及农业领域内成功发展。”毕马威中国海外投资业务主管冯栢文（Vaughn Barber）表示。
而多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向及领域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走出去的企业已经从传统能源矿业的一家独大逐步转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TMT（科技/媒体/通信）、农业等多个领域，新能源、医疗卫生以及文化娱乐也占据了一定投资规模，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特别是近几年，由于国内房地产政策趋紧、市场利润下滑等‘内因’的推动，加上欧美房地产市场潜力大、房屋租赁需求旺盛、回报率高等‘外因’的作用，让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和保险公司纷纷‘出海’进行住宅和商业地产投资。”
摩根大通亚太区副主席李晶在此前的媒体见面会上说：“前段时间我在美国大使馆参加一个活动，美国大使说美国电网、铁路、公路的老化问题很严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设，所以他们非常欢迎中国的资本去投资。”李晶表示，其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与当地政府交流后发现，由于中国国企在铁路、公路、桥梁等大型基础设施方面具备技术和效率上的优势，大多数发达国家欢迎中国国企在其市场上进行投资。
李晶进一步指出，中国国企可借助发达国家市场基建方面的需求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升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她同时指出，中国国企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市场投资建设的重点不同，“新兴市场比较欢迎中国劳力的输出，因为当地技术工人比较缺乏，但假如说中国在美国投资一个铁路、公路或是桥梁方面的项目，输出大量劳工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更欢迎技术和资本的输出。”
“中国国企还可进一步探索海外投资模式，比如加大在发达国家市场的被动投资力度，欧洲一些国家有不少项目，已经在运转，但需要寻找一些占少数股权的投资者。目前中国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已有相关投资，但这些模式需要大力发展，这样可以提高国企在海外的竞争力。”
不过，谭雅玲认为，中国企业在纷纷加入海外投资大军的同时，必须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你能干什么？该干什么？能干好什么？这３个问题要回答好。企业规模的扩大并不代表企业的实力，很多企业并不具备进行跨国投资的条件。而在中国经济陷入增长乏力、问题重重的艰难之际，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是不是可以考虑更多地投资国内，进而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呢？”（付碧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