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声明将作为创始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这项由中国领头的多边倡议将会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建设项目提供资金。这三大欧洲国家均为G7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加入让很多评论员深感惊讶。不过，在全球化时代，身处全球供应网络中的国家加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与贸易往来的倡议也在情理之中。套用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名言，政治与经济就像一张纸的正反面，密不可分；一方受损，另一方不可能完好无损。亚投行对于欧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都颇具裨益。
亚投行为中国与欧洲带来的经济利益
大多数遇到经济困境的欧洲国家都非常支持亚投行，因为该项目拥有巨大的潜力，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将欧亚经济联系到一起。这也是为何这些国家会选择参与亚投行的创建过程。如今，欧洲的核心机构——欧洲投资银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似乎准备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投资合作。当然，欧盟国家的行为都经过战略考虑，他们希望可以参与构建银行规则，而非仅作为中国主导机构的旁观者。中国乐于看到这样的发展，因为中国希望获取欧洲发展项目融资以及如何确保高环境保护标准的相关经验知识。
过去几年间，中国积攒了数万亿的外汇储备。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即新丝绸之路计划将会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联系以及贸易往来，是中国应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方式。这些计划都具有包容、民主与一视同仁的特性。
此外，这些项目都将有助于改善周边国家的经济水平，它与“亲、诚、惠、容”的中国周边外交一脉相承，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重心。正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亚洲一些最为贫困国家的GDP水平有所提高，而更高的收入水平将会促使总体需求上升，建立繁荣的亚洲国家共同体并打造中国与邻国间紧密的经济联系。
有人认为亚投行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旨在为自己谋利。面对这样的批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质上应该坚持的原则是其投资的社会回报最大化。亚投行应该优先考虑能够提供最具竞争力与社会可持续性合同的公司或合资公司，而不是根据公司股东国籍投放资金。这些公司将会面对的困难是决定如何提升技术水平与文化知识，与欠发达地区当地政府合作、尊重当地风俗以及发展针对地区特色的高效金融工具。
在国际贸易中，有一项基于长期经验的发现，即贸易引力模型。根据这一理论，贸易伙伴的GDP水平越高，国家间的贸易越频繁；而贸易伙伴间物理距离越远，贸易越少。由于亚投行将会通过为铁路、公路、机场、信息技术以及其他高回报项目融资来缩短跨境距离，欧洲、中国以及亚洲之间的商业互动在未来将会呈指数增长的趋势。
这对于欧亚大陆来说显然是双赢的，对美国也大有裨益，因为中国与欧盟是美国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伙伴。
中国、欧洲与多极世界
中国一直以来都表示其致力于打造多极世界，并支持欧盟的一体化进程与独立的外交政策。欧盟的外交活动，如参与伊朗核谈判，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虽然美国并不欢迎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决定，但这并不会导致欧洲牺牲其在亚洲的核心经济利益，毕竟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区域。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重量级人物，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都对美国政府孤立主义趋势与针对亚投行的公共外交提出批评。
上个世纪50年代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后，美国曾成功迫使英法两国撤去部署在埃及的军队，如今这一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当时，美国能够迫使欧洲国家听从其意见而调整外交行为。目前，欧盟正在加速其政治与安全协作，而中国可能会对这一努力大有帮助。
中国对欧洲的承诺行之有效。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首位访问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的中国国家首脑。在访问期间，习近平表达了对欧盟一体化的强烈兴趣和支持，因为强大的欧盟会为多极化的国际体系做出贡献。这样的国际体系更为平衡因此也更为安全。
中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目前其国力还不足以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获得美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及21世纪初期那样的国际地位。外界夸大其词，认为中国发展会称霸世界，但他们却忽略了美国军费支出与人均GDP远高于中国这一事实。
构建包容的全球秩序
当今已有的全球金融秩序中国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构建，因为在该秩序构建之时中国国力衰微。在19世纪初清朝的统治之下，中国富饶且强大，但没能参与到国际秩序当中。即使是在1842年之后，当欧洲大国迫使清王朝与其建立了经济联系之后，中国政府依然在很长时间之后才建立起外事部门。清政府不情愿放弃夷务管理的传统，也不愿放弃教导那些愚昧无知的蛮夷之辈学习大清帝国的礼仪的传统。
然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通过全面参与多边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世界银行[微博]、关贸总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微博])多次证明了中国外交政策旨在营造双赢合作的局面。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GDP增长和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已从消极转变成为更加积极。与此同时，中国并没有摒弃其韬光养晦的外交核心原则。亚投行、新丝绸之路、由金砖五国建立的新开发银行，以及中国试图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行为都反映了这一现实。这些演变显示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辩证色彩——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延续与变化、传统与发展、稳定与动态中保持着平衡。
今天的中国不会再重蹈覆辙，脱离世界将自身孤立起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让中国更加急切地想要启动上述项目，以此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以及自由公平的商业发展，与此同时尊重所有合作伙伴的文化与历史。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并没有大幅变化。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就一直呼吁建立民主、包容的全球秩序，尊重所有民族政治、习俗以及价值观的多样化。在这样的世界中，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是必要的，因为这有助于中国直接与该地区进行发展合作。欧洲既是西方力量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
中国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包容且民主的全球秩序，这通过亚投行倡议就可见一斑。中国作为最大的注资国并没有否决权，且亚投行的议事模式将通过成员国之间公开透明的谈判得以确定。欧洲似乎相信中国的意图，这为中国对包容性世界秩序的追求增添了可信度。支持良好的全球治理、政治秩序以及战略稳定都是非常有益的行为。通过这些努力大国能够和平地吸引其他国家并促进全球秩序向更为和谐更为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人民真挚希望美日两国也参与亚投行，与中国以及欧洲一同支持世界最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并为当地人民的福祉而努力。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
作者简介：史志钦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负责中欧关系及欧洲研究的学术项目；齐思源(Vasilis Trigkas)现为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及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非常驻研究员。
此文的中文版最初发表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网站上(http://www.carnegietsinghua.org)，由清华—卡内基中心授权FT中文网发表。清华-卡内基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共同创立，就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开展合作研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专门从事外交事务研究的知名智库。
(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