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科学与战争的《抗战科学》
在抗战形势极为紧张的1939—1940年，《抗战科学》在成都诞生，从1939年1月到1940年12月，共出刊20期，如其创刊号所言，《抗战科学》是战后勃发的无数刊物里极为少见的将科学与抗战联系起来的科技类月刊。它本着通俗化、大众化的原则，宣传抗战中的各种科学知识，传播内容应对抗战需要，如军事科学等。
在力学、物理学、应用数学领域均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谈镐生曾为该刊撰稿，他自幼便爱好广泛，极具艺术才能，但在艺术与自然科学两者之间，他选择了自然科学，因为他曾说，对于贫穷国家而言，自然科学比艺术来得重要。在交通大学就读期间，他还积极带领同学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运动，1940年，他来到中国航空研究院工作，发明了当时空军教练中急需的“滑翔机蒙布表面张力测试仪”，解决了空军的燃眉之急。这年，他在《抗战科学》上所发表的《给有志工程的青年们》一文里，以一名过来人的身份阐述如何才能成为工程师，并热切呼唤，在抗战建国的艰难时期，国家需要能实干、苦干的工程师们，望有志于工程的青年们能勇敢奋斗。彼时已在科技界崭露头角的谈镐生，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还积极撰写或翻译国外文章，发表于《抗战科学》上。自幼家境贫寒的他明白，世道艰难之时，唯有科技，才是击败敌人的最佳武器。
而呼吁广大青年学习科学知识投身抗战正是《抗战科学》的最大目标，在民族危亡之际，它应运而生，《抗战科学》曾说，“祝胜利之花遍地发芽，年年岁岁开自由之花”。它存在不长，但作为一本专为突出科学与抗战关系的科普类刊物，它独特，所以不应被遗忘。
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的《科学与技术》
《科学与技术》是官方主办的科普杂志，创刊于1943年，具体停刊时间不详，它凸显了战时政府对科技的重视，意义重大，主办单位为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它于1942年在重庆成立，是军政部为动员全国科学家积极参加抗战、推进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设。
在《科学与技术》的创刊号上，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发表了悬赏文章，悬赏100万元巨款征求10项科学发明，引起了极为重大的反响。战时的特殊情况决定了需求，也从侧面表明，他们所主办的《科学与技术》着重普及国防科学，以提升国防科学为目标。
文理兼通奇才顾毓琇曾为该刊撰稿，在1943年发表的《今后的理工教育》长文中，他从对我国以往理工教育的检讨及今后理工教育的趋向两大方面来探讨我国的理工教育。在他看来，中国国防建设必须和科学技术结下姻缘，而基本工作应当以理工教育为主题。在文末，他强烈呼吁已有科学成就的人能继续奋斗，尚未从事科研工作的青年能勇敢地走入科学与技术之门，我国的国防建设道途险阻，但科学工作者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畏艰难。
著名电信专家赵曾珏亦为该刊撰写过不少文章，他在《科学与技术》上发表了诸如《抗战以来之科学进展》《要科学化必须要数学化》《国防与交通》等。在《国防与交通》(该文发表于1944年第1卷第5期“国防交通专号”上)一文中，他从铁道、公路、邮电、航空、水运、驿运这几种交通运输方式来分析阐述我国的交通网，并呼吁大家摒弃侧重发展自己所在行业的偏见，以构建全国大交通网帮助国家建立坚强国防后盾为目标，相互帮助，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抗战后，他被交通部任命为电政第3区特派员，兼任浙江省电话局局长，1943年又担任交通部邮电司司长，对我国抗战期间的邮电事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呼吁，是他个人对我国交通建设唯一的目标，也是战时科学家们的心声。
上述几种科普杂志，代表着战时大量涌现的科技类杂志，限于篇幅，笔者难详述，它们基本上都已成为了历史，却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科学中国化，为抗战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记得，在度日维艰的抗战岁月里，曾有一群科学家，在为科技事业奋斗时，还曾以一批杂志为阵地，笔耕不缀，慷慨陈词，以一颗科技救国之心，来挽救民族危亡。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