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无敝大窦，其谁信之”
清廷中央也一度煞费苦心，出台奖惩政策措施，试图雷厉风行矫治河工风气腐化之局面，结果却“人皆以河工为畏途”，难见成效。
乾隆帝有过“重要批示”：“今之外省官员公然贪黩者实少，惟尚有工程一途耳”，“外省工程无不浮冒，而河工为尤甚”，亦曾下令整顿，但终属有风无浪，无果而终。他曾命河督将“违例之处”“于每年年终，汇奏一次”，然而南河、东河两位总督却同时声称“臣署及河工各员幕友并无违例事”、“河员并无承办宴席及收受门包事”、“河道衙署各官并未立有管门家人收受押席等弊事”，将河务粉饰得一片和谐。
乾隆帝认为，在河官员俸禄普遍偏低是河工贪腐成风的根由，遂酌情提高待遇，对文武汛员均发放养廉银，以使其“日用有资”。又调整赔修制度，将河督与沿河地方督抚一并纳入赔修范围，试图藉严厉的惩罚来消除官员的贪污欲望。可到了需要对贪腐大员动真格的时候，乾隆帝又有点心慈手软。乾隆十三年（1748年），当查出河督周学健有贪冒舞弊、徇私瞻顾的严重情节时，不过“革去大学士，仍留河道总督”，马照跑，官照做。这显然缺乏乃父雍正帝力革弊政之坚毅精神，也为此后河工弊政日趋严重，整个王朝官僚体系漏洞百出埋下了隐患。
到了嘉庆年间，河工弊政愈演愈烈，“仁宗（嘉庆帝）锐意治河，用人其慎，然承积弊之后，求治愈殷”，他对河工之弊根源在于吏治不清是有基本认识的，故竭力整顿，主要采取加大惩罚力度的办法。嘉庆五年（1800年），即“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后，他实际亲政之初，不仅将前述南河“四寇”庄刚、刘普等人按律治罪，还将“其子孙所捐官职亦一并斥革”，并强调“伊等侵冒钱粮，贻害百姓，既为国法之所不贷，亦为天理之所不容”。
当黄河决口再次发生时，嘉庆帝下旨严格按律治罪，将河督大人公开枷号，甚至干脆发配边疆。为摸清贪腐乱象，他还“派出司道府大员前往各工，按原估工段丈尺，逐加查勘，并将河工例价应报若干，现在因何不敷，须加至几倍方能办理之处，据实结报，方准奏销。若修理未能如式，查有偷工减料情节，即严行揭参治罪，以示惩儆。倘司道府等亦瞻徇不举，别经发觉，一并治罪不贷”。
嘉庆十六年（1811年），又派钦差大臣托津、初彭龄前往南河调查，并叮嘱二人“到彼后，会同松筠、蒋攸铦（均为地方总督大员），将此数年来河工用过款项，通行核实勾稽，如查有弊混之处，即行参办”。然而两位钦差大臣调查结果却显示，南河“无敝大窦”！闻此，嘉庆帝勃然大怒，斥责托津等人：“河工连年妄用帑银三千余万两，谓无敝大窦，其谁信之”！又云：“伊等所奏提查工员账簿，现在钦差到彼，工员账簿，多系捏造，何足为凭！托津等不认真访察，仅以查账为据，焉能究出弊窦大端。毕竟此三千余万帑金，原不尽归侵蚀，其中何人浮冒，及何处妄兴工段，滥用虚糜，系必有之事！”
“吏治河工，原无二致”
河工弊窦众人皆知，托津、初彭龄身为钦差，岂会糊涂至此？只是他们身处人事关系复杂的官场，接受调查之人往往明哲保身避而不言，他们也不敢或根本无法深入查察。连河务最高负责者河督本人，亦不愿轻易触碰这一“毒瘤”。河督吴璥离任时路过扬州，跟老朋友阿克当阿谈及“河工弊窦多端”，然而他在河督职位上多年，却“从无一字”上奏，这让嘉庆帝无比惊讶：“岂有向友人述诉，转于君上前讳言之理？”他不知道，各级官员对河漕事务缄口不言的情形，其实颇为普遍。嘉庆帝有心变革而无力回天，唯有发一通河政“大坏已极”的牢骚了事。权倾天下的清朝皇帝，也难以对付河务场中盘根错节的人事与利益关系，河工弊政之大势可想而知。
他儿子道光帝继位之初，也决心好好来一番整顿。道光帝调整以往的河督选任标准，由重视实践经验改为引入没有任何河工经历者，希图藉此“厘剔弊端，毋庸徇隐”，任命林则徐及吴邦庆为河督即是显著例子。道光十一年（1831年），拟任命林则徐为河道总督，时为湖北布政使的林则徐闻知此事，奏称：“向未谙习河防形势，及土埽各工做法”，道光帝知其“俱属真情，并非有意推诿”，但仍予以任命。林则徐莅任前，道光帝又勉励他“一切勉力为之，务除河工积习，统归诚实，方合任用尽职之道”。履任后他果然实心任事，据言其查验料物，“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可惜第二年年初，因料物意外被烧，林则徐还没来得及施展就卸职他调。后来这位踏实肯干的能臣，从江苏巡抚做到湖广总督，致力于漕务水利，又督修江汉数千里长提，处处造福于民。至于后来他以钦差大臣身份受命赴粤时，向包世臣请教禁烟之策、御英良方，那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接替林则徐任河督的，仍是没有任何河工经历的江西巡抚吴邦庆。可惜吴邦庆在岗三年，不仅河工习气未改，他本人也遭言官参劾“保举滥冒，浪费钱粮”。由此看来，尽管道光帝用心良苦，但河工弊政乃清朝中期以后整个官僚体制运转逐渐失灵的一个缩影，一两位官声清廉的河督，又岂能挽狂澜于既倒！屡屡失算的道光帝唯有慨叹：“吏治河工，原无二致”。
清廷几乎倾全国之力治河，不仅未能扭转黄河越治越坏的趋势，反而人为地增加了制度的运转成本，助长了河务的腐化之风，加速了制度官僚化进程，使其成为权力、利益、腐败的又一重要源发地与角斗场，甚至是传统王朝的一处坏疽。
晚清山东巡抚周馥曾在《国朝河臣记》序言中说：“历来大臣获谴，未有如河臣之多”，“河益高，患愈亟，乃罚日益以重。嘉道以后，河臣几难幸免，其甚者仅贷死而已”。后人研究晚清吏治时也指出：“乾嘉康阜之后，物力富庶，朝野以侈靡相尚，而率作之精神已驰，上下之纲纪日隳，一切弊端，从之而起，栗毓美虽以清介名，对于所属，亦不能彻底整顿，积重难返可叹也。”有人更直接称，清代官场其他病态，与声名狼藉的河工弊政相比，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河政体制研究”及后期资助项目“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与晚清政局”。本次专题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董建中副教授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