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照亮游子回家路的灯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的名字有什么来头?这是许多人刚刚告别懵懂,就开始思索的命题。笔者来自安徽大别山一个名叫“响肠”的小镇,附近还有“汤池”“割肚”“无愁”等地名。这些地名初一听颇为奇怪,但听老人说了它们的来历,发现串起来就是一个传奇故事。
无论在何处,地名的故事总在民间代代相传,成为当地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从同一块土地走出去的游子,不管走到天涯海角,相聚时如果提起某个彼此熟知的地名,立马变得熟络起来,普通话立马变成外人难懂的家乡话,然后在他乡陌土接续起乡情、友情。
地名,犹如照亮游子回家路的灯,永远璀璨。记得前几年安徽巢湖市被撤销,一位老家在巢湖的朋友自嘲说:“刚回国,发现老家没了。”尽管是戏谑之言,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游子们自知了。
笔者的老家在安庆下面的一个县里,大家都知道文学史上有个桐城派,如方苞、姚鼐等,我老家就在那附近。小时候农村很穷,一些人家虽然不识字,但阁楼上保存了许多线装书,轻易不敢动。他们说:“这是祖宗留下的,不能动。”自己不识字了,对祖宗的书籍依然如此珍惜、恭敬,人们对文字的尊崇和敬畏可见一斑。
在我老家的小镇上,标志性建筑是河边的一座三层楼高的青砖塔,是清朝留下的,上面刻着三个大字——“惜字亭”。老人们说,古时候人们烧有字的东西,家里不能烧,要拿到惜字亭边烧才没有罪过。正是因为有这种尊重文化、尊重文字的民风和传统,我们那也出了一些文化名人,如陈独秀、赵朴初、朱光潜、张恨水等。如今,尽管是穷乡僻壤,某家孩子考上北大清华,并不罕见。
除了家乡的地名之外,人们也会把眼光朝向那些散落在历史典籍、经典名篇中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名。它们联结起历史与当下,联结起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历史记忆。
最近陪女儿一起读《三国演义》,我对书中的三国地图很痴迷,还不时在网络地图中搜索和对比。我惊奇地发现,原来宝鸡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仓,秣陵是后来的建业如今的南京,诸葛亮一气周瑜的南郡已改为江陵。此外,还有挥泪斩马谡的街亭,有孔明七星灯灭的五丈原,有斜谷、子午谷、阳平关、定军山……一个个地名本身就是历史,就是融入中国读书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正因为地名承载着诸多历史、文化内涵,注重延续性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欧洲,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城镇布局大都是市中心一个大教堂,伴之一个大广场,方便市民聚会活动,旁边则是市政厅。有了这个基本布局,虽经千年风雨,欧洲城镇的位置、名称等一般变化不大。有些城市的老城甚至数百年不变,巴黎老城和布拉格就是典型例子。
对历史的铭记亦是中外雷同。笔者在布鲁塞尔工作时,常带国内来客去市中心大广场转,一定要在马克思常光顾的天鹅咖啡馆合影留念。在日内瓦湖溜达,你会发现,一百多年前茜茜公主遇刺地亦有铭牌标识。德国不来梅市古老的市政厅地下酒窖里,其“镇窖之宝”是珍藏有数百年前葡萄酒的大酒桶,著名文学巨匠歌德曾品尝此酒。只有尊贵的客人来临,东道主才会打开酒窖让人一睹芳容,或许还会骄傲地朗读歌德歌颂这酒的诗句。酒桶散发的酒香犹如一个跨越时空的媒介,让人们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可以时光倒流与歌德对话。
在笔者印象里,欧洲人对地名的执着,恐怕很少有超过“滑铁卢战争”的了。滑铁卢小镇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南约20公里,200多年前的“滑铁卢战争”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一到“滑铁卢战争”纪念日,世界各地的历史爱好者以及拿破仑迷、威灵顿迷会自带专业历史服饰,汇聚滑铁卢,“情景再现”当年的战争场面。笔者有幸观摩过一次,围绕当年拿破仑指挥部所在村子的争夺异常激烈,硝烟弥漫,炮声、枪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战马嘶鸣声撕心裂肺,不由得让人有时光倒转之感。让人惊诧的是,“情景再现”几乎复制当年的进攻路线,村镇、据点名称仍相同,经典一幕在200多年前曾血流成河的土地上再现。人们对历史的痴迷,可见一斑。
当然,地名并非一刀切不能改。地名能不能不改,这应该由历史来回答,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地名的更改,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比如,三国时,成都叫益州,成都的名字本身承载了诸多历史与文化,如今若硬是要改回益州,恐怕支持者不多；再比如,徐州更早前曾叫彭城,是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别称可以,官方似乎就没有必要再改回彭城了。（吴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