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穷，没有钱”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当他晚年病重时，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时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马上住院，却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将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写下了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的大作。
1964年7月底，于右任再次病重，咽喉发炎，说话进食都很困难。蒋经国来看望，劝于右任：“老伯，听说您身体不好，还是进荣民医院治疗吧。”于右任不愿向蒋经国哭穷，只是点头应承。
再次住院没几天，于右任又因经费问题而担心，对副官方伯熏说：“我很穷，没有钱，我住的这间病房多少钱一天？太贵了我是付不起的，我还是出院回家吧。”方伯熏看着病情严重的于右任，有意隐瞒实情，将每日高达千元的住院医疗费说成“只有一百元”。如此一来，于右任安心地住院了，因为以他月薪5000元新台币的收入，是可以付得起这些费用的。然而，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这是一个意外，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民国元老级人物当时，经常连菜金都掏不出。以至1964年病逝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欠厨师垫付的伙食费竟多达新台币十几万元。
在生命到达终点前，于右任数次想写遗嘱，但写了撕，撕了又写，后来病情恶化，终致无法再写。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监察院副院长、监察委员等数人作证，打开于右任最为珍贵的保险箱。开箱以后，大家被眼前的物件所感动了。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所能见到的是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再有，便是他的三儿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万元的账单。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
1964年1月，当于右任感觉将不久于人世时，他在日记中对身后事做出了两次安排。1月12日做的安排是：“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山要最高者，树要最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1月24日做的安排是：“葬我于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十几年的乡愁，感情之累积终于酿成一首千古绝唱——《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月22日，于右任在日记中表明自己的心迹：“我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为世所笑。”这是他的人生信念。
思乡的心情让于右任病倒了。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他：“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
于右任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话，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怎么也猜不中是什么意思，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他点了点头。
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1964年11月10日晚8点零8分，于右任在台北荣民医院病故，终年86岁。他去世后，杨亮功向资深报人陆铿提起此事，陆铿反复考虑后，提出一种解法，认为于右任的“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合在一起就表示：将来中国统一了，请将他的灵柩归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故人的心思已成天语，而这一解释获得了不少人，尤其是故乡人的认同。陕西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建有于右任故居。六百多年的古槐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荫斜。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他的旧诗飘逸隽永。
于右任的遗体被埋葬于台北的最高处大屯山观音山上，并在玉山顶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于右任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四米高的铜像，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上山的，他们了却了于右任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